查证件，搜身，折腾了大半天才放行。

　　这时，却看后头又来了个人，穿着西装，手里拿着公文包。

　　那个抽他耳光的便衣立刻换了副嘴脸，点头哈腰地说：“王科长，您辛苦了。刚从维新政府那边回来？”

　　阿宝站在不远处看着，挨打的面颊火辣辣地肿了半边，嘴里泛出血腥味道。

　　他心里却想：有意思。

　　从春到夏，每一天都在搜捕新的抗日分子。

　　因为那张和普通中国人不太一样的面孔，阿宝只要出门，就会被便衣当街拦住，有时候搜个身就放他走，有时候挨一顿打。

　　最倒霉的一回，他被带到日伪警察署拘留室关了整整三天，被盘问了一夜，迫着跪下，烟蒂揿着手背，头按在脏水桶里。

　　洗脱嫌疑释放的那天，他走出几步路，不知道怎么的，突然对没完没了的赌博也心生厌倦起来。

　　不单是厌倦，手头也紧了起来。

　　这年夏天，日占区的管制越发严厉，他发觉哪里都没办法再像之前那样轻松地弄到钱。

　　他心里便筹谋着，想寻一个新机会。

　　这个机会，很快就来了。

　　那是燠热的一天，没有一丝风，火辣辣的日头把地烤得滚烫。

　　阿宝刚出门，就被几个便衣拦住，不由分说地塞给他一面旧的沙俄国旗，推搡着让他混进几十名白俄的队伍中，一起走上了街头。

　　走出好一段距离，他才意识到，这是“反英大游行”。

　　日伪报刊记者的相机镜头对准人群时，其他白俄扔下国旗，撇开脸去，心虚地躲闪着，阿宝看了看地上那些被丢弃的国旗，弯腰捡起一面，掸了掸上面的灰尘，面无表情地举起来。

　　游行结束时，日军军官步到他跟前，用生硬的中文问：“你为什么帮皇军？”

　　阿宝用俄语回答：“Поомучовыплаие（因为你们给钱）。”

　　军官看着他，笑了：“就这么简单？”

　　阿宝也笑了：“就这么简单。而且……”

　　他换回中文：“我既不是完全的中国人，也不是完全的俄国人，所以对哪边都没有感情负担。”

　　军官大笑起来：“很好。明天来领制服。”

　　他用事后领到的5角“华兴券”在烟杂店买了包香烟，他走出门，刚吸第一口，一群小瘪三经过，认出他来，冲着他喊：“举旗子的二毛子汉奸！”

　　阿宝吐出一口烟，看着那烟圈在黄昏的热气里一点点散开，突然笑了笑。

　　横竖做不成人，不如索性当鬼。

第46章

　　阿宝总在凌晨两三点钟的时候醒过来，有时候是做梦，有时候并没梦，又有更多的时候，他分不清楚究竟是做梦还是真实记忆的闪回。

　　这个凌晨，他手里总好像抓着什么东西，质感真实得不太像梦，有金属的凉意，还有铁的腥味，半梦半醒之间，一只青铜头颅滚落到他脚边。

　　他惊醒过来，在楼上租户的马桶抽水声里，终于记起来，梦里他在拆祁齐路的普希金雕像，这已经是1940年的事。

　　而现在，是1942年。

　　他起身，到浴室放了一缸热水。

　　洗完澡，对着镜子刮脸时，他眉骨上的那道疤突然抽痛起来。

　　一出门，隔壁印度人家的咖喱味就从门缝里钻出来，到了南京路，一眼看见几个印度同事已经在检查点等着，他走近，又是这股味道。

　　他们凑在一起叽里咕噜说着印度话，跟他们共事久了，阿宝也能懂几句，听出他们是在埋怨今天的天气，和今天要干的活。

　　是热。已经快十月

　　了，秋老虎还在持续发威，制服又密不透风，站在路边没一会儿，后背就完全湿透了。

　　今天的活也确实很枯燥，要盯着每个经过的外国人，监视他们有没有规规矩矩地戴着日本当局下发的袖章——英国人法国人都是蓝袖章，美国人是红袖章。

　　几个印度人在太阳底下站了没多久就走到了树荫底下抽烟闲聊。接着，几个中国人也另寻了一片荫凉处。

　　阿宝没觉得热得受不了，也懒得动弹，就站在原地不动。

　　一对说法语的男女走过，都没戴袖章。他机械地上前，用生硬的法语提醒：“袖章。”

　　那女人耸耸肩，用法语对男人说：“你瞧，又是这些无聊的规定。”

　　男人搂过女人，目光有些轻蔑地停在阿宝的面孔上，轻浮地笑了笑：“一个为日本人效力的混血走狗。”

　　女人皱着眉撇撇嘴：“我们难道是犯人吗？为什么一定要这样？”

　　男人继续盯着阿宝，特意放慢了语调，一字一句地用法语说：“你们这类人的血统，到你为止，就该趁早断绝……”

　　话音未落，冰凉的枪口抵住了他的太阳穴。

　　男人的声音戛然而止，那女人发出一声尖叫，回过神来，哆哆嗦嗦地从随身的包里掏出两个蓝袖章，一边往自己和男人的胳膊上套，一边语无伦次地道着歉。

　　阿宝收回枪，感觉到身后有目光在注视着他。他回头，一个三十来岁的日本人朝他赞许地点了一下头：“做得不错。”

　　他没有穿军服，身边也没有随从。

　　阿宝当时不知道，这个人就是日本驻沪总领事馆下属的俄侨事务课课长，山田实。日军系统里出了名的中国通，俄语也同样流利。

　　几天之后，阿宝就被调到了他手下。

　　从秋天到年底，他配合着山田实处理各种事务，从简单的翻译工作到劝说谈判，再到解决一些'棘手'的人和事。

　　山田对他说：“我最欣赏你的一点就是你从来不问为什么，也从不抱怨。不论什么命令，都能像机器一样执行。”

　　阿宝无所谓地说：“做事而已。”

　　山田更满意了，他点点头：“很好。现在有个重要的事需要你去办。”

　　说着，从公文包里取出一张照片递给他：“这个人叫索科洛夫，白俄侨民委员会主席，他很固执，一直拒不配合我们的政策。你去‘劝劝’他。”

　　次日，阿宝以俄侨课事务专员的身份来到法租界的白俄侨民委员会“拜访”。

　　秘书领着他穿过长廊，在一扇雕花木门前停下，他刚敲门进去，那坐在写字桌前的俄国老头就盯着他的脸冷笑了一声：“你的父亲或母亲是俄国人，对吧？”

　　阿宝的表情僵了一下。

　　索科洛夫摇摇头：“你比那些中国汉奸还不如，至少他们只背叛一个祖国。而你，既背叛了生你养你的中国，又背叛了你血液中的俄罗斯。”

　　阿宝心不在焉地听着，眼睛突然落到墙上的一幅油画上：一片晨雾笼罩的山谷，树丛在微光中若隐若现，更远处的树林融入了灰白的浓雾。

　　看了片刻，他突然笑了笑：“有人说过，俄国是我半个故乡。可惜我一次也没去过。”

　　三天后，索科洛夫在返回寓所的路上被枪杀于轿车内。

　　《申报》刊登消息称：抗日分子暗杀俄籍汉奸。

　　下班后，山田拍拍他的肩膀：“阿宝君，你现在是我的得力助手了。工作之余，也应该学会和大家一起放松娱乐。”

　　他们去了沪西愚园路的“好莱坞乐园”，山田熟练地带着阿宝穿过烟雾缭绕的前厅，朝后部走去。

　　后头偌大的空间里摆满了赌桌，骰子声、筹码碰撞声、荷官的吆喝声混成一片。

　　山田发觉阿宝的目光落在赌桌边一些身着便装，神情警惕的日本人身上。

　　他不以为意地笑了：“阿宝君，梅机关的人会保护这里的秩序。”

　　他带阿宝走向一扇刻着樱花图案的木门。门口站着的便衣拉开门，恭敬地为他们鞠躬让路。

　　宽敞的包厢里已经坐着好些日本军官，有几个穿着军服，其余的都已换了便装。牌桌上除了赌具，还摆着威士忌和白兰地。

　　几杯洋酒一下肚，一开始满脸严肃的日本军官们都放松下来，渐渐没了正形。有的扯开了外衣摊在座椅上，有的醺红着面孔又笑又叫，嘴里叽里呱啦地说着日语，甚至还有哭起来的。

　　阿宝旁观着，有些好笑：一群猢狲。

　　他和山田说了一声，起身出去透气，走到赌场后门口，拿出香烟点燃，才刚吸了一口，就被一个男人冲上来拦住了。

　　那人满身的酒气，伸手指着他的制服，食指几乎戳进他左眼：“汉奸！畜生！罗宋瘪三帮着东洋赤佬吃人血馒头！”

　　阿宝只是笑：“俄国人骂我杂种，你们骂我罗宋瘪三。从来没人把我当中国人，现在倒成汉奸了？”

　　他笑得停不下来，手中夹的烟头落到了积水坑里，“滋”一声灭了。

　　回到包厢，空气里早浸满了酒气与烟味，几个日军军官歪在沙发上东倒西歪，其中有个懂中文的，叫佐藤的眯着醺红的双眼看着他：“阿宝君，我听山田说你在上海长大。有没有什么‘刺激’的地方，能带我们过去玩玩。”

　　阿宝会意，出门拦了几辆黄包车，带他们去了福州路的会乐里。

　　一排石库门房子挨得密不透风，二楼的格子窗里漏出暖黄的光。

　　一扇木门“吱呀”一声开了，探出一张浓妆艳抹的女人脸，一见军官，眼波立刻缠上来，用半生不熟的日语问好。

　　紧接着另一扇木门也开了，探出另一张娇笑的脸来。

　　佐藤转头，朝阿宝竖起大拇指：“大大的好。”

　　几名军官相继进了房子，阿宝便在附近找了家小酒馆等着。没想到山田实也跟了过来，两人对坐着要了酒。

　　山田喝了一口酒，看着他：“我是觉得支那女人脏。你呢，为什么不参与？”

　　阿宝头也没抬：“我妈就是干这行的。”

　　山田沉默片刻，看着他又开口：“阿宝君，看你的档案，你今年已经27岁了，男人到了这个年纪，总该有个女人照顾。有时间，我可以介绍几个日本姑娘给你认识。”

　　阿宝依然没抬头：“山田桑的好意我心领了。”

　　山田却说：“你不要有顾虑。我给你介绍的，一定是真正的良家女子，受过良好教育，也懂得照顾男人。而且……”

　　他话头一顿，喝了一口酒，这才接着往下说：“你现在为帝国效命。娶一个日本妻子，我相信这对你以后的发展有好处。”

　　1943年开年，棘手的活又来了，从沪西到浦东，日本驻沪领事馆一共设立了9个集中营，强制收容敌国人入营。

　　他们每天从早忙到晚，挨家挨户地登记和收容，几乎没有一刻能喘息的空档，这倒让山田也暂时没空去操心阿宝的婚姻大事了。

　　有一回，他们去收容一户英国家庭，登记的时候，那个男主人突然抄起桌上的花瓶，带着满腔的愤懑朝山田砸去，阿宝在边上，条件反射地抬手替他挡了一下，花瓶在他胳膊上应声碎裂。

　　低头一看，胳膊已经不自然地弯了起来，显然是折了。

　　山田回过神来，后怕的冷汗冒了一脸，他扶住阿宝，一个劲的道谢。

　　阿宝只说：“没什么。拿了钱就应该做。”

　　这一年的春天多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