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时候，任谁都看懂了：再也没有所谓的庇护所了。整个上海已经成了祭坛，所有的人都沦为了祭品。

　　阿宝慢慢地爬起来，把身上扎着的玻璃碎片一片片地拔出来，顺手拿衣袖抹了抹血。

　　他莫名其妙的，又捡了一条命。

　　阿宝这里睡两天，那里混一天。

　　这一晚，他睡在一间只剩半边的废弃工房里，跟十来个难民窝在一处，耳边混杂着各种轰鸣声，热着热着也睡着了，后半夜，却被人踢醒过来，一睁眼，手电的光刺得他睁不开眼。

　　“都起来都起来！”

　　他看清楚了，是几个持枪的士兵。

　　为首的军官冷笑：“老子和小日本豁命，你们这些有手有脚的，倒躲这里睡觉。国难当头，是中国人，都要出一份力。”

　　难民们惊醒过来，哀求的哀求，茫然的茫然，最后都被枪托抵着，一径带了出去。

　　阿宝沉默地跟着走，那军官瞟到他面孔，突然一把扣住他胳膊，几个士兵上前，把他的口袋翻了个底朝天，什么都没翻出来，还是找来粗麻绳，把他两只手反绑起来。

　　阿宝一动不动任着他们绑，心里有点好笑：又来了。

　　他被分配到八字桥挖战壕，一起干活的都是从各处抓来的。

　　连着几天从早挖到晚。这一天，他正埋头挖着，突然听见一个混着痰响的声音：“咦？毛崽子？！”

　　阿宝停下手里的活，抬头看了看眼前的军官，有些不敢确定：“马班长？”

　　那人大笑着一拍他肩膀：“现在是排长了。五年了，总也要往上爬爬。”

　　马排长朝他摆摆手：“别挖了。”转身就去找管事的军官：“这个人我要了。”

　　他又转向阿宝：“毛崽子，老规矩，你还是带路。但这回和五年前不一样。这一回，是真要拿命来押了。”

　　阿宝从挖了一半的战壕里起来，只说：“押就押吧。随便。”

　　马排长愣了愣，看着他面孔上那道疤，笑了：“你小子，和以前也大不一样了。”

　　说不一样，其实还是老样子，只不过从地下换到地上，寻过夜的地方，寻水源，寻吃的，带着部队在弄堂里抄小路，避开日本人的巡逻点。

　　不过他记得，五年前喝水不成问题，沿途总有水井。现在连水井都被炸没了。

　　一路移防到杨树浦，断水断了一天一夜，好不容易寻到一个水井，早就被炸塌了，只好在废墟里徒手挖，刨了半天，出来的都是带血的泥浆水，也都顾不得，直接趴下去喝。

　　这时，一场及时雨哗啦啦地落下来。

　　马排长松了口气：“下雨好，日本人的坦克开不动，咱们能歇歇。”

　　士兵们拿着钢盔接雨水喝。

　　马排长在破屋檐底下点了支烟，也递给阿宝一支，他盯着雨帘子自嘲地笑道：“庙行捡了条命，还以为能混到退役回老家种田。谁晓得，又他娘的干起来了。五年前好歹还能撑撑，这回日本人海陆空全来了，咱们连子弹都不够，拿什么打？”

　　阿宝吐了口烟：“多几年少几年，反正都要死。”

　　马排长听了这话没接茬，两人沉默地抽着烟。

　　过了一会儿，马排长忽然说：“毛崽子，还记得从前那个小丫头片子吗？老跟着你，又瘦又小的。”

　　阿宝怔了怔，却笑了：“记得啊。牛皮糖一样的，甩都甩不脱。”

　　马排长边抽烟边笑：“老子捐钱，丫头片子倒往外跑，挺有意思的。现在估计早嫁人了吧。”

　　阿宝没回话，只是抽烟。只听雨水打在瓦片上，劈劈啪啪的。

　　接下来，就是没完没了地躲，找，逃，挖，炸。

　　干活的时候，边上总有人跟他搭话。

　　一路上，不知道换了多少个搭话的人。

　　偏偏怎么也轮不到他。

　　从夏到秋，再到初冬，从闸北到罗店，再到宝山，大场。

　　阿宝在夏天穿的那件单衣早就烂得不成样子，天一点点冷下来，他身上的棉袄是从一个安徽兵身上扒下来的，靴子是河南兵的，帽子不知道是谁的。

　　行到大场时，他从头到脚，没有一样是自己的。

　　10月中旬的那个早晨，正顶着湿冷的雨水过河转移，突然有人喊：“快抬头看！”

　　阿宝一抬头，只见暗沉沉的天空中，浮着一个巨大的气球，上头拴着一条写着日文的横幅，他只认出一个阿拉伯数字“100”。

　　旁边懂一点日文的老兵念出来：“100万日军登陆杭州湾。”

　　马排长摇摇头：“虚张声势。但杭州湾确实完了，我们被包了饺子。”

　　11月初，前方又有消息传来：刚从河南调拨过来的第67军溃败，军长吴克仁被刺杀。

　　没几天，上头的新命令传达下来：把沿途的房屋，农田，牲畜统统焚毁，不给侵略者留下任何东西。

　　他们挨家挨户执行。村民们被赶出家门，拖家带口地沿村道离开，不时回头看一眼身后燃烧的家园。

　　一个小孩哭着问：“你们为什么要烧我们家？”

　　立即就被大人捂住了嘴。

　　最终的撤退命令下来时，马排长接到了另一个命令：坚守金山卫附近的一座桥梁2小时。

　　阿宝跟着几个人在桥头挖散兵坑，有人在桥墩下埋炸药。

　　远远的，看到有车队在陆续撤离，等最后一辆车消失在了地平线上，马排长对剩下的士兵说：“兄弟们，你们先撤。我炸完桥就跟上。”

　　阿宝跟着人群往后撤，听到爆炸声响，走了一段路，不见马排长跟上。

　　他脚步停了停，还是转身往回。

　　阿宝在被炸毁的桥后寻到了浑身是血的马排长，他扯起他的胳膊要背他，马排长挥挥手：“毛崽子，你别费劲了，快走吧，日本人马上追来了

　　。”

　　他说着，摇摇头，咳出一口血来：“这个世道……当官的总比当兵的命值钱，穿得好的总比穿得破的活得久。记着，没什么比活下去更重要。”

　　阿宝突然问：“口琴什么时候还给我？”

　　马排长咧嘴笑了，露出一口满是血的牙齿：“还不成了……你活着总有机会拿。”

第45章

　　阿宝黄昏时走出苏州河边的那处破仓库，天上开始落雪珠子，夹在丝丝的冷雨里，落在面孔上像针扎。

　　天色已经暗下来，街头零星的灯火浮在雨雾里，忽明忽暗的，像一只只眨着的眼睛。

　　过马路时，正碰见一辆收尸车经过，不等赶车的老头吆喝，他已熟练地避到一边，只见那车上七八具尸体柴火似的码着，他心想还不如柴火，柴火还能烧火取暖，死人就是一堆烂肉。

　　他在街边胡乱吃了份改招饭，摸摸口袋里的钱，就往虹口码头方向走。

　　这条路上冷冷清清，炸得半塌的屋子没人修，更没人住，黑乎乎的门洞敞着，也像眼睛，死不瞑目瞪着的。

　　他在码头附近的一排工棚前停下，熟门熟路寻到最头那间，推开门。

　　内里和外头简直两个世界，一进门，吵得耳朵都木了，煤油灯下，七八个穿着破棉袄的人围着两个旧木箱拼成的桌子，十几只手争先恐后地往前凑着。

　　阿宝在人群后面寻了个空隙，先站着看了两轮，接着不声不响地从口袋里掏出一张两块的钞票放在“小”上。

　　周围几个人朝他侧目，在这种地方，一下子押两块钱算是大手笔。

　　骰子呼啦呼啦响过一阵，停下，那个有点抽肩膀的庄家掀开摇缸：“一二三，小！”

　　阿宝笑了笑，把赢来的四块钱拉到面前，下一把还是押“小”。又中了。

　　接下来输了一把，但又接连赢了好几把。

　　边上有人窃窃私语，说他今晚手气旺，阿宝充耳不闻，全神贯注盯着赌桌，赢了就笑，输了就皱眉。

　　走出工棚的时候，他衣兜是满的，赢了不少。

　　夜深了，天更冷了，路两边的矮屋连门都没关严，昏黄的灯裹着女人发腻的笑声从缝隙里漏出来。

　　他边抽烟边走着，几个女人鬼一样地从阴影里飘出来，七手八脚地上去拉扯他：“侬看这天多冷，进来暖暖身子，松快松快呀！不贵的！”

　　阿宝一把甩开她们的手：“死了滚。没钞票。”

　　他头也不回接着走，到路口，恰好赶上19路电车的末班。

　　他在康脑脱路的赌场接着赌，快凌晨时，赌场大门突然被人一脚踹开，几个人哗啦一下冲进来，二话不说，掏了枪就往赌桌上拍。

　　赌客们以为来了强盗，一哄而散。那庄家吓得面无人色，刚要开口，外头又冲进来几个巡捕，一看桌上的枪，立刻也拔枪对峙。

　　双方剑拔弩张的，差点开火。

　　好说歹说，最后才弄清楚，原来都是“自己人”。只不过一拨是给日本人干活的，一拨是给英国人干活的。

　　阿宝看戏一直看到最后，步出赌场时，他边走边忍不住笑了出来。

　　1938年，阿宝每天只做三件事：倒货，赌钱，睡觉。

　　无数天仿佛都能当同一天来过。

　　其实倒货也只是为了能赚到钱去赌，除了赌桌上的输赢，他对什么都提不起劲头。

　　手头紧的时候，他去码头工棚里推牌九，摇骰子。

　　手头一宽松就跑去赌大的，回力球，扑克，甚至轮盘赌，赢了想赢更多，输了想翻本，总是不肯及时收手。

　　这么一天天过着，某一天，无意间瞥了一眼月历，他突然回过神来：已经1939年了啊。

　　对他来说，1939年和1938年也没有什么不同。

　　日子久了，他却发觉，大街上风气明显不一样了。

　　每条路上几乎都有日军的巡逻队，挎着枪伫立着，眼睛在每个人过路的人身上警惕地打量。

　　他到烟杂店买烟，看到大半排货架上挤着印着日文的胰子、洋火。

　　老板叹着气说：“不卖日货活不下去，卖日货又说不爱国。实在是难做。”

　　某一日，他在赌场，正赌到兴头上，突然一阵鸦雀无声，一抬头，看到一个穿西装的走了进来，从庄家到赌客，全都客气地打招呼，称他“李先生”。

　　然而等他一走，立刻就有人低声咒骂：“狗汉奸，给日本人当狗腿子。”

　　两天后的深夜，他从赌场出来，远远就看街上拦着铁丝网，几个日本兵挎着枪来回走着，一旁的便衣警察攥着名单，看到行人就拦住，上前一通搜身。

　　他想绕道，便衣警察伸手拽住他胳膊，二话不说，劈头就是两记耳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