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么基于你的经验和判断，如果在这个时候有人进一步刺激到被告人，还说出一些令被告人无法忍受的话，拿被告人最在意的事开玩笑，会不会令被告人做出极端行为？”

　　不等罗斐回答，林一唯便说：“反对。辩护人的提问同样带有引导性。即便死者曾经在语言上刺激被告人，这也不是杀人的理由。”

　　罗斐接道：“这的确不是杀人的理由，被告人从没有否认他杀害死者的事实。而我提的问题，是被告人犯案过程中非常重要的一环。我们不能不问原因和动机，只看结果，就轻易裁定一个人的行为。”

　　直到宋昕忽然说：“我可以回答刚才的问题，用我的专业判断。也愿意为我接下来的话负上法律责任。”

　　“证人，你可要想清楚。”林一唯提醒道。

　　宋昕点头，遂看向审判长：“被告人最后一次找我，情绪的确很激动，也表示出极大的困扰。可当我们聊了半个小时之后，他的情绪就逐渐好转，还说了一句令我印象十分深刻的话……他说‘如果我再因为这个人渣坐牢，也许我以后都见不到我妹妹了，她一个人无法生活，她需要我’。”

　　“正是这句话令我肯定，被告人已经打消找死者寻仇的目的。被告人认为比起死者过去做的事，他妹妹董承欣的未来更为要紧。他有责任照顾智商方面有缺陷的董承欣，因为要送外卖，害怕丢失现在的工作，就连去精神科看诊都不敢用自己的身份。他曾说过不能靠拿低保生活，他还要给他妹妹存嫁妆，不管过去发生了什么事，他都会选择忍下来。所以后来当我听说被告人去找死者理论时，我感到非常意外，因为这和他那天的保证完全相悖。”

　　“基于我的经验，我当时的直觉就是这中间一定发生了某些‘意外’。如果被告人一开始就决定找死者，那么他就不会连外卖都不送而跑来找我。他这份工作对好评率和全勤考核十分严格，他请假就意味着当月可能无法达标。而他来找我，这个行为不仅是求助，也是一种自救的表现。一个求生欲这样强烈，在发现自己情绪极度不稳，还能生出自救意识的受助者，要令他做出杀人行为，这种‘意外’所带来的刺激一定强烈到足以突破他的所有精神防线。否则以被告人当时的理性思考，但凡有一点时间缓冲令他想清楚，他都不会砍下那一刀。”

第61章 只能说一句“当年我也和你一……

　　如果单独听宋昕的话, 加上他自身形象和颇具说服力的专业背景，会有很多人选择相信董承宇并无杀人意图。

　　可当宋昕话音落地时，林一唯却无缝衔接道：“证人的结论只是一种‘假设’。被告人的确杀害死者, 而且主观恶意非常强烈。在过去的心理咨询中他也多次表示出要除掉死者的意图。虽然在后面的咨询里, 被告人有过犹豫、摇摆, 但他最终还是选择将死者杀害。我先基于这个事实, 就没必要再被告人‘会不会砍下那一刀’这种带有假设性的问题了。”

　　随即林一唯转向罗斐, 算是反驳，也算是回应他前面的话：“法律的确不能只谈结果而不看过程、起因, 但无论是怎样的原因都不能掩盖像‘故意杀人’这样的恶行。虽然被告人是为了保护妹妹而杀人，但杀人就是杀人。”

　　“我能提个问题吗？”没想到就在这时，已经作证结束的宋昕却忽然来了这么一句, 而且目光一直看着林一唯。

　　连审判长也也感到意外：“证人，你的问题是否和本案有关？”

　　“有些关联, 恳请审判长同意。”

　　“好, 你问吧。”

　　宋昕再次看向林一唯，又看了下四周, 说：“我不是司法体系内的人，但我听说过一些‘传闻’，像是正当防卫、见义勇为这样的事情, 到了司法程序，往往是不问缘由只看结果, 是典型的结果论。所谓的正当防卫不负法律责任, 据说只存在法条中, 现实里极度稀缺。只要一个人将另一个人打到足以判刑的伤情，那么即便出发点是正当的，也要被判。为什么现实和书本差距如此之大？我相信和我一样司法体系之外的人, 更关注的是董承宇的动机和事情为什么会发展到这一步，而非只看结果。”

　　林一唯：“你所说的正当防卫和本案没有关联，董承宇既不是正当防卫，更不是见义勇为。而且他不是打伤人，是杀了人，情节和程度都非常严重。如果一味地将动机和过程放大来看，大到掩盖结果的地步，那么以后还会发生很多为亲人而杀人的恶性事件。而这个是我们都不想看到的。”

　　宋昕：“可据我所知，董承宇当天并不是‘独自’前往案发现场，他一直在和一个朋友通电话。在那段时间里，那个朋友所说的话对于后面的结果也起到一定催化作用。”

　　林一唯的表现一如既往地稳定，听到这话依然神色不动。

　　她曾做过十年律师，而后才转做检察官。也就是说，她曾站在过辩护席上，体会过被怀疑，被质问的立场。

　　有人问过她为什么要为坏人打官司，审判长和检察官投来的目光全都带着偏见。也有办案民警抱怨过，辛辛苦苦找来的证据，明明都可以证明嫌疑人有罪，却被林一唯的三寸不烂之舌诡辩推翻。

　　林一唯见过各式各样的嫌疑人和证人，像是宋昕这种跑到证人席上展开辩论的证人过去也大有人在。

　　她作为检方，本该制止宋昕将话题扯开，将董承宇的法律责任分摊出去的行为，可她还是回应道：“你说的朋友指的就是本案的证人张魏。”

　　“是。”

　　宋昕不知道的是，林一唯当律师那会儿，就曾经利用过个别证人的狡猾和诡辩而逆风翻盘。

　　换句话说就是，这些都是她玩剩下的。

　　“请问证人，事发之后张魏有和你提过案发当日他和被告人通电话的具体内容吗？”

　　“没有。”

　　“那么你所说的‘催化作用’的判断依据是什么？”

　　“是依据我对证人张魏的了解。他也曾找我做过心理咨询。”

　　“做过几次？”

　　“四、五次左右。”

　　“我记得你之前说，要精准全面地了解受助者，起码要咨询半年以上，而且还和半年之间的咨询次数有关。如果次数过少，很难做出判断。对吧？”

　　“是。”

　　“既然如此，你只是给张魏做了四、五次咨询，怎么敢说对他足够了解，甚至了解到能精准猜测出他们在电话里的内容？”

　　“我有我的专业判断。”

　　“可是上了法庭，一切都要讲证据。你的专业判断是你的个人主观认知，带有强烈的主观倾向。而你的主观倾向更偏向谁，在你的回答中我们都看出来了。你很同情被告人，所以你的专业判断已经失了偏颇。”

　　到这里，经验老到的林一唯基本上已经堵住宋昕证词的所有“出口”，令宋昕前面的证词可信度变得越发薄弱。

　　“倾向性”的标签一旦贴上就很难摘下来，这三个字还会给所有人一种强烈的心理暗示。

　　可即便如此，宋昕依然没有放弃：“你这样评价我的专业判断，同样带有主观倾向。你们检察院的立场就是给被告人定罪，当我提出另一种可能性存在的时候，你就用你的主观倾向来定义我的发言带有主观倾向。还有一点希望你们不要误会，我的发言并不是给被告人脱罪，而是因为我更认同辩护人的观点，法律不该‘结果论’，更应该还原动机和过程。在我看来现在明明还有一个疑点没有解开，但你们所有人都选择视而不见，这根本说不通。案件判罚应当令大众信服，而不是令像我这样的普通人感到疑惑。如果你们可以解开我所说的疑点，令我信服，那么我愿意为我刚才的话向证人张魏公开道歉。可如果你们回答不出来我的问题，我的疑问将永远存在，我还会认为在这个法庭上，这里每个人都在糊弄事儿。”

　　“我知道今天的庭审对被告人非常重要，这个案子要推翻的可能性几乎不存在，而我在立场上没有任何倾向，纯属是作为一个局外人，将我看到的、产生疑惑的事实说出来。我做这件事没有任何动机，我和被告人非亲非故，我为他做心理咨询完全免费，没有任何利益牵扯。我只是认为这么严重的罪名，更应该弄清楚前因后果再下判断。我想如果你们或是你们的亲人有一天站在被告席上，却没有人相信你们的话，你们就会明白被告人的感受了。”

　　当这番话落下时，旁听席上好几个人都在点头，似乎认同居多。

　　但也有人皱起眉头，因为站在被告席上的是杀人犯。听到“杀人犯”三个字，很难有人不会投去异样的目光。再说不管摆在面前的是天大的理由，杀人就是杀人。如果人人都拿亲人当挡箭牌，社会不就乱套了吗？

　　直到宋昕发言结束，回到旁听席。

　　不管刚才那番话多么振聋发聩，对于法庭的进度却没有丝毫影响，所有人都像是没听到一样。

　　罗斐的态度也很平淡，并没有因宋昕的表态而借题发挥，显然早已料到这种结果。

　　不过想想也是，如果证人的几句话就改变审判方向，那司法程序将毫无秩序可言。

　　宋昕坐下之后，看着仍在继续的庭审，又调整了几次呼吸，犹豫片刻终于还是拿起手机，发了这样一句：“我似乎太冲动了？”

　　这话落下，又补了一句：“抱歉戚队，这话我不该问你。但我真不知道该和谁说。”

　　窗口上闪现着“对方正在输入中”的字样。

　　直到全程没有表情的戚沨这样回复道：“起码你的发言我个人认同。”

　　听这意思，似乎还有“但是”，可戚沨却没有继续延展的意思。

　　宋昕用余光朝她的方向瞄了一眼，又收回，只是将手机扣在腿上。

　　到底不熟，有些话即便问了，也不会得到答案。

　　话题看似结束，可那份没有说出来的答案，却持续在戚沨心头回荡着。

　　不得不说，宋昕的证言很有感染力。

　　肯定他专业的证明还是检方林一唯提供的，目的是通过宋昕的心理咨询，进一步证明董承宇对贾强早有杀意。

　　然而或许林一唯也没有想到宋昕最后会“调转枪头”，反过来为董承宇发声。林一唯便顺水推舟地指出宋昕带有强烈主观倾向这个点，来提示审判席宋昕的证词证言已经偏向被告人，需要谨慎采纳。

　　宋昕是心理咨询师，那是一个需要共情的职业。但在共情之余又要“精分”地做到“课题分离”。

　　如果过于冷静、置身事外，就无法和受助者感同身受。

　　而受助者大多是比较敏感的群体，他们一定会从咨询师“事不关己”的态度中感受到一丝不被理解，进而降低对咨询师的信任。

　　宋昕之所以能得到那么多受助者的信任，显然他具备超出常人的共情能力，自我消化的能力也很强悍。

　　咨询师和受助者谈论的是社会上为人处世的道理，以及内耗人群们的感性困扰，可以像是“朋友”一样畅所欲言。

　　一个对被告人有着同情、怜悯之心的咨询师，他的话放在生活里，所有人都会认为这是一个称职的咨询师，会愿意找他倾诉，就因为那看似简单，却如珍宝一样难寻的三个字：同理心。

　　可问题是，法庭是一个绝对理性客观，不能过分共情的地方。

　　此时的法庭上，罗斐和林一唯正在分别针对被告人进行提问，特别是案发当日的种种细节，包括被告人和证人张魏的那通电话，以及被告人和死者的前仇旧怨。

　　戚沨直视着现场，直到江进发来一条消息。

　　“这位宋老师，我相信他的课会很精彩，但有一说一，稍微有那么一丢丢理想主义，实用价值约等于零。还有，有点爱现。可惜他选错了舞台……哦，应该说是演讲台。”

　　戚沨回道：“可支队里有很多同事，都曾经是因为理想主义才当的警察。”

　　“那么现实呢？每一个人都要磕得头破血流，逐渐改变自我认知。不改变，在这个环境里一定会很痛苦，改变了，那就不存在理想主义了。”

　　再回头一想，只能说一句“当年我也和你一样天真”。

　　宋昕刚才的发言虽然有些绝对，但现实中确实有这么一种现象，特别是他提到的正当防卫和见义勇为。

　　事实上，戚沨和江进就曾经在大学的辩论比赛上辩论过这个“议题”。

　　戚沨当时的观点就和今天罗斐的观点一致，一定要挖掘清楚动机和过程，不能留下任何一个疑点。再说疑点利益归于被告，明明看到却绕道而行，这是图省事儿的行为，是为了定罪而定罪。

　　江进却说，他家有很多亲戚都是体制内的，他自小就听到很多嫌疑人的故事。每一个嫌疑人都说自己有苦衷，有缘由。可即便是从事实看上去是实行“正当防卫”的被告人，在造成“故意伤人”事实的过程里，也有收手的机会。同样也会有明知道可以收手，却还是选择多打几下，借机泄愤的“故意心理”。毕竟当时人的情绪上头，心里有气，要将这些恶意释放出去，通过暴力是最有效也最快捷的办法。

　　那时候的戚沨完全不认同江进的说辞，不只是因为辩论立场。

　　可是经过这些年处理的案子，见了不少能说会道、演技了得，且具备反侦察能力的嫌疑人，她嘴上不说，却已经在心里有部分认同。

　　的确，她相信这世界上存在真正无辜的因为“正当防卫”而被控故意伤人的被告人，可实际中见到更多的却是打着“防卫”名义实行“防卫过当”的嫌疑人。

　　甚至于他们从司法鉴定和伤情鉴定的角度，就能分辨出造成一些伤口的主观恶意有多么强烈。

　　在刚进法医团队时，她也曾问过老师高幸，为什么现实中“正当防卫”“见义勇为”判罚胜诉的案子那么少呢？如果能多一些，会不会生活里就会有更多的人去帮助他人，而不是看到他人有难而选择袖手旁观，自己挨打也要选择忍气吞声，连看到路人摔倒都不敢搀扶。

　　高幸说：“人性没有你想的那么绝对，只有一没有二。如果这样的口子开了，我相信出现更多的是打着这两个旗号行恶的人。一定会有一批人谎称自己是在见义勇为或正当防卫。而我们司法机关将这个口子缩紧，是从社会安定的大局上考虑，更有效杜绝这种现象的滋生扩大，当然也会在过程中牺牲小部分人。虽然很无奈，但是有些时候只能一刀切。记着，永远都不要低估人性。”

　　那之后没多久，戚沨就接连遇到两个案子，一个是“正当防卫”，一个是“见义勇为”。

　　结果，第一个案子无论是从证据还是证言上，她认为嫌疑人都不该被判有罪，可还是判了，幸而是轻判。

　　而第二个案子就如高幸所“预料”的那样，是嫌疑人夹带私仇做下的案件，却谎称是“路见不平拔刀相助”，最终是重判。

　　戚沨从这段过去抽离出来，手机里刚好传来宋昕的回复。

　　“我有点后悔，好像帮了倒忙。在这个绝对理性的地方，我的证词已经变得不可信了。就像那个检察官说的一样，带有强烈的主观倾向。”

　　戚沨正准备回复，法庭上却出现了新的“动静”。

　　旁听席所有人的注意力都被吸引过去，而此时出现在证人席上的正是之前被多次提及的张魏。

第62章 刑辩律师办的不只是案子，……

　　张魏看上去脸色有点苍白, 神情中透露出一丝压抑的痛苦，看向被告席的董承宇时还带着不忍，就像是他处在艰难的选择当中是多么地痛苦, 既要履行公民作证的义务, 又要指证自己的最好的朋友。

　　和之前的环节一样, 对张魏的提问都是围绕着案发现场那通电话展开, 张魏在庭上的发言和笔录内容一致。

　　所有流程按部就班, 没有意外，直到罗斐来了这么一句：“被告人说, 死者贾强骚扰被告人妹妹董承欣这件事是你告诉他的，你还对他说，你先去找过死者理论, 却被死者赶出来。有这回事吗？”

　　张魏看向罗斐，明显一愣, 好像被问蒙了一样。

　　他没有立刻回答, 随即又看向被告席上的董承宇，然后是林一唯和审判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