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一段证据更为直接。

　　录音中先是不堪入耳的辱骂声，然后就是拳打脚踢的声音，当然也伴随着被打的女人发出的求救声、呻吟声。

　　李蕙娜不断恳求不要打了，但刘宗强不仅不停手，还越打越来劲儿，嘴里说着：“你是不是盼着我死，是不是盼着我死！就算我死，我也会先打死你！”

　　后面的内容越发令人不适，先是出现窸窸窣窣的声音，然后是金属碰撞的声音，李蕙娜似乎被按在地上，发出来的声音有些憋闷：“你这是强|奸，强|奸！”

　　“我是你老公，就算是强|奸，也他妈的受法律保护！等你死了，我再杀了你妈，杀了你女儿，我让她们都下去陪你！”

　　后面还有两段录音，与第二段录音内容雷同。

　　最后一段是视频，视频中的李蕙娜正视着镜头，她的头发很凌乱，脸上还挂着伤，眼下仍有泪痕。

　　而帮李蕙娜拍摄的正是当时站在防盗门外的李芳华，因此视频上能清楚地看到纱窗和金属栏杆。

　　“妈，你一定要照顾自己，等找到房子就赶紧搬，别让他找到你们。他现在越来越不稳定，已经多次强调过要杀了你和孩子，我感觉他不只是说说。老家也不要回，那边到处都是眼线，最后是去没人认识你们的地方，亲戚那边也不要再走动……”

　　视频中又响起李芳华带着哭腔的声音：“我们走了，那你怎么办？”

　　“我的人生已经走到这个地步，我认了。但你们不要认！也许有一天我真的被打死了，那他就会去坐牢。不过在法律上，一旦认定为家务事，也许不一定判死刑或无期。所以有一点您一定要记住，千万、千万不要同意调解，绝对不能谅解，不管他们赔多少钱都不要认！哪怕他们拿女儿说事儿，说孩子还小，不能双亲都没有，也不要签谅解书！那样……我可就白死了。”

第22章 “我的话，会公开吗？”……

　　直到所有证据播放完, 法庭上出现了长达十秒钟的沉默。

　　检方消化完，整理好情绪，便率先说道：“前面被告人律师提供的录音证据, 其真实性还有待考察。而且第二段录音需要在内容中表明身份。现在只有录音, 不能证明里面出现的男人就是刘宗强, 女人就是被告人。第一段录音, 虽然是刘宗强母亲的话, 但那是第三者的转述，并不是本案的死者或被告人。刘宗强的母亲或许会在意思理解上产生误解……”

　　罗斐适时将检方打断：“我方提供的几段录音录像, 分别出自被告人李蕙娜、死者刘宗强，以及刘宗强母亲的口中。死者曾扬言说要将被告人打死，这件事并非是三方商量好的, 而是死者言之凿凿，多次挂在嘴上, 并在行为上对李蕙娜实施暴力。这几段录音相互应证, 和本案有非常紧密的关联。请问检方，你们质疑录音内容真实性的依据是什么？难道非要看到刘宗强将被告人打死的事实, 才肯相信刘宗强早有杀人意图吗？”

　　检方反驳：“即便死者真的这样说了，也朝这个方向做了。就是因为李蕙娜对此深信不疑，才会对死者见死不救。”

　　罗斐接道：“我再重申一次, 我们从来没有否认这一点。而是为了尽可能还原整个真相。凡事必有因，如果死者和被告人是一对恩爱夫妻, 哪怕生活中有些口角, 被告人都不会这样做。我们要注意的是, 法律不仅是审判案件结果，还应当重视整个案件发生的过程。检方这种避重就轻一刀切的做法，只谈被告人在案发当晚的行为, 将之前发生的所有事实都抛开不谈。这对被告人非常不公平，严重侵犯了被告人的权益，我方将会保留申诉的权力。”

　　毫无疑问的是，李蕙娜的遭遇非常令人同情。而司法人员也都是人，是人就有人心，会在情感上摇摆。

　　自然，检方也受到那几段录音的冲击。尽管此前就了解过李蕙娜长期遭受家暴的事实，但只要没有亲眼看到、听到，就只停留在想象阶段。

　　而当这些事实赤裸裸地播放出来后，检方只能试图将庭审重点聚焦在案发当晚，坚持法律审判的是李蕙娜见死不救的行为，不应该转移重点。

　　罗斐的反驳非常有力，在那几段录音打乱检方节奏的基础上，进一步指出检方的错误——这一切似乎都在他的预计之中。

　　然而这一幕看在旁听席的戚沨眼中，想到的又是另外一回事。

　　李蕙娜对法律的了解，不仅限于法条，还有事实依据。

　　罗斐说是前一天才拿到证据，事情紧急，只来得及在辩论环节结束之前呈交，这部分符合程序，却不一定是事实。

　　那些录音是李蕙娜交出来的，她唯一的交出机会就是在自首之前。也就是说在案发后的清晨，那部手机就已经落在罗斐手中。

　　罗斐从那时候就算好了后面每一步，在明知道事实不利于李蕙娜的前提下，先是配合警方取证，按程序提交辩护意见，在检方自认为掌控全局的时候，又将整个上半场都交给检方发挥。

　　直到下半场，这些证据以一种十分匆忙的形式出现，检方没有机会早一步从公安机关中得知这部分证据，也没有充足的时间做准备，只能临场反应。

　　李蕙娜手里的录音，可以自称是一早就交给李芳华，再由李芳华交给罗斐。至于为什么这么晚，完全可以编个理由出来。

　　而刘宗强母亲的采访录音，此前并没有出现在网络上，这是第一次公布。这或许是因为刘宗强母亲也知道录音不适合公布出去，让女记者答应保密。但女记者出于良心和道德底线，还是决定交出。

　　当然还有另外一种可能：女记者是安排好的人选。

　　戚沨不由得想起刘宗强父母住的那家酒店“洲际”，一晚上要一千多块，这十分不符合刘宗强父母的消费观。即便刘宗强的大伯收敛了不少钱财，那也不会落在刘宗强父母手里。

　　那么那家“洲际”很有可能是某些人安排的，房费结算根本没让刘宗强父母花钱。所谓拿人手短，刘宗强母亲提前就知道女记者是谁叫去的，从心理上就没有提防，加上情绪激动，需要找人诉苦，便有什么说什么。

　　最主要的是，刘宗强母亲打从心里认定“打人”不是问题，刘宗强就该打李蕙娜，这虽然为社会的主流价值观所不容，却符合刘宗强老家人的认知。既然是活了大半辈子都认准的“道理”，自然可以畅所欲言。

　　思路梳理到这里，戚沨的手机又进来一条信息。

　　江进：“听说谅解书刘宗强父母已经签了。”

　　戚沨没有回复。

　　他们心里都知道，一旦签了谅解书，就有理由从轻发落。许多一审判决死刑，二审改判死缓或无期的，一来是因为二审大概率都是减轻而不会加重，二来就是因为谅解书的效用。

　　江进又发来消息：“谅解书这部分，检方也是出了力的。检方前面的态度也是同情，没打算往死里打。罗斐拿到谅解书就玩这手，真是有点不讲武德了。他图什么？”

　　庭上还在继续，双方辩论互不相让。

　　戚沨观望了一会儿，在手机上回道：“他想打成过失。”

　　江进发了个问号：“检方以故意杀人起诉，是因为证据认定。而证据认定有严格标准，这个案子要定性过失，难度有点大。”

　　“就算不成功，他作为被告律师也算是尽责了。经过媒体宣传，对往后事业的助益很大。”

　　任何当事人都希望自己的律师尽职尽责，甚至有当事人希望律师可以为了自己不择手段，而不是拿钱不办事，当甩手掌柜，或是在一些本可以据理力争的地方疏忽大意，犯下致命错误。

　　有的律师没有为当事人赢得应有的判决，会懊恼，会自责。这样的态度不能说是真的共情当事人，而是因为输了官司而导致的心情损失。但看在当事人眼中，只会认定这律师费花得不冤，该怪罪的不是律师，而是法庭和法律。

　　江进：“外面的人，不管是网友还是媒体，都想看到李蕙娜被轻判。”

　　戚沨：“这个案子无论轻判重判，对律师来说都是赢。”

　　轻判，那是因为足够专业。重判，那是世道问题，律师努力过了，无奈胳膊拧不过大腿。无论哪一种，都会在这一年的司法焦点上留下一笔。

　　江进：“那他不应该干律师，应该去搞政治。”

　　……

　　时间回到案发当晚。

　　此时的罗斐正在翻看李蕙娜的手机。

　　李蕙娜坐在对面十分不安，她一直盯着罗斐的动作，看着罗斐的脸色。

　　几分钟后，罗斐放下手机，目光低垂，似乎已经经过一番思考：“我的建议是，手机暂时不要交出去。自首之后也不要对警方提到有一部手机。”

　　李蕙娜惊讶得立刻追问：“可这里面都是我被虐待的证据，刘宗强一直说要杀了我，还有我妈和我女儿。”

　　罗斐抬了下手：“你先听我说完。这部分事实对你是有利的，但是有利的信息不一定要在第一时间都放出去。人第一次听到令人震惊的消息，会有一种冲击感。但是时间越长，这种冲击感就越淡。祥林嫂的故事学过吧？”

　　李蕙娜点了下头，逐渐安静下来，尽管她心里依然在起伏，却没有再反驳。

　　她受到家暴是事实，并不会因为被打多了，那种冲击感就变淡了。但是看到和听到她被家暴的人就不一样了，毕竟拳头不在自己身上。

　　这里面的整套司法流程李蕙娜都没有经历过，罗斐一步步跟她解释，后面每一个过程，都有足够的空间谈论李蕙娜被家暴的部分，司法人员也会一次又一次听到她的描述。要在这个过程里构建起同情心，激起情绪上的起伏，而非因为听得过多而腻烦，这是非常关键的。因此一定要注意的描述，尽量减少大量冗赘的重复性地痛苦抒发，讲事实也要一件一件具体地讲。

　　再者，司法人员都是逻辑清晰且有条理的人，他们也会对同样这类人产生好感，反而会对缺乏条理，说话颠三倒四的人“不耐烦”。当然这种不耐烦并非是故意为之，而是一种下意识的反应。比如说审判长一年要处理几百个案子，虽然法院没有规定每天必须开庭，但这几百个案子一年之内必须审完判完，这就意味着每天开一场都未必完得成。如果期间遇到的都是逻辑混乱、上庭也不带齐证据、需要多次提醒，且一问三不知、答非所问的原告、被告，换谁都会“不耐烦”。这种情绪并非针对某一个人，而是长年累月的反复经历所留下的条件反射。

　　然而现实是，大多数原告、被告对于上法庭需要准备什么，怎么说话，完全是一团浆糊。就算提前准备了，上了法庭也会词不达意，越想说清楚就越说不清楚，有的还会蛮横不讲理、犟嘴、吵架，从态度上就处于下风。

　　罗斐的语速并不快，而他描述的“注意事项”都是李蕙娜此前想都没想过的，更加不会写在书里。

　　罗斐说：“最有冲击力的，最直观的事实，就要在最关键的战场上呈现。从审讯到开庭，最快也要一个月，再大的冲击力都会变淡。何况你这个案子的家暴程度，从司法角度讲还远不到情节恶劣的地步。你是没见过那些被打成残废的受害人。而那些案例司法人员都见过不少。所以要赢，要争取轻判，只说事实是不够的，一定要讲策略。”

　　这之后罗斐又说了几个关键点：懂法，但不咄咄逼人。柔弱，但有智慧。坚强，且不盲目诉苦。隐忍，但要有锋芒。

　　这些点乍一听很难理解，罗斐只说让李蕙娜进看守所后慢慢梳理。由于她性格上具备了其中一些特质，而且有脑子，要做到这些并不算困难。

　　罗斐又道：“因为你这部手机要暂时隐瞒下来，所以和这部手机有关的内容，你也要有个印象，不管发生什么情况都不要说出来。接下来你要面对的审讯人员，他们之中有个人非常敏锐，也许只是你的一个口误，都会被她抓住。但她不一定会表现给你看，而是用大量搜证工作去证实她的怀疑。一旦证实，就必然是铁证，你再怎么解释都没用。所以从一开始就不要犯错。”

　　说到这，罗斐又指了指手机里李蕙娜和“茧房”的对话框：“看漫画这件事绝对不能提。刘宗强的手机里没有观看记录，现在下载也来不及了。既然你没看过这些漫画，那么我的联系方式就是你用刘宗强的手机检索到的。”

　　……

　　法庭上，当这些记忆涌入李蕙娜的脑海中时，她下意识朝罗斐的方向看了一眼。

　　罗斐正说道：“有充分证据证明，被告人没有履行对死者的救助义务，并非主观恶意的想法，而是因为恐惧。她担心被告人被吵醒，会对她进行二次殴打和强|奸，甚至会在酒醒之后找她的母亲和女儿泄愤。死者生前的行为极度恶劣，不仅从没有将被告人当人看，而且危及她们三代人的生命安全。被告人要保护自己已经不易，还要保护母亲和女儿。在明知道死者要打死她的前提下，还要日复一日地为死者清理酒醉后的呕吐物和大小便。”

　　罗斐的发言慷慨激昂，旁听席上的人一边专注地听，一边下意识看向瘦弱的李蕙娜。

　　李蕙娜的头更低了，肩膀有些抖动，似乎在哭。

　　罗斐又指向李蕙娜说：“即便是现在，死者已经不能再威胁被告人的生命，被告人依然不敢宣泄情绪。她不敢哭出声，这不仅是为了法庭的秩序，也是她多年养成的条件反射。被告人跟我说过，有一次她哭得声音大了点，吵到了死者，死者跳起来就给了她一巴掌。被告人过的是被囚禁的‘奴隶生活’，她一直小心翼翼地生活在死者的高压之下，在死者生命垂危的时候，依然不敢靠近死者，对他进行救助——这都是非常正常的身体反应。任何人都没有权利要求被告人，就算是面临再度被打的风险，也必须控制、克服自身的巨大恐惧去救助死者。并告诉她，这就是她作为‘奴隶’应该做的事。如果她没有克服，就是犯罪。这样和死者老家那种‘狗崽子不听话都是这么教的’又有什么区别？”

　　“反对。”检方说道，“被告人律师一直在使用渲染性词汇，假设不存在的情景。事实就是，死者当时已经昏迷不醒，根本没有能力起来殴打被告人。死者在濒死之际承受着巨大的生理痛苦，这些痛苦也已经反应出来，呕吐只是其中之一。被告人精神正常，当时状态清醒，应当有一个非常直观的判断。”

　　罗斐：“可被告人不具备医学知识，她只是看到了死者像是往常一样喝醉了吐在地上，如何判断出那是濒死之际呢？”

　　检方翻出尸检报告，读出其中几句关键，又拿出一份关于酒精中毒的研究报告：“酒精中毒的死者，在初期会有视物模糊、喉痛咽干、上浮疼痛的症状，六到八小时后症状会进一步加重，出现腹痛剧烈、强呃逆、呕吐，视线进一步模糊的症状，进而导致双目失明、头疼加剧、晕眩、出冷汗、昏迷、休克，直至死亡。也就是说从死者出现症状到死亡，在这个漫长的过程里症状是逐步呈现的，并非是瞬间发生。在这么长的时间里，被告人不可能一点觉察都没有。就算不具备医学知识，也有生活常识，不可能完全没有注意到。”

　　罗斐：“检方不要忘记，在死者出现症状期间，还对被告人进行过一次殴打，并实施□□。被告人当时的精神状态和身体都承受巨大的刺激，恐惧支配了一切，令她只能关注自己遭受的羞辱，而没有办法第一时间去关注死者。而当被告人终于注意到死者时，死者已经倒在地上。在这之前，死者经常喝醉了倒地就睡，任由呕吐物粘在身上。那些呕吐物的味道熏得被告人无法入睡，但死者却完全没有感觉。如果是反应能力强的人，因异物堵塞气管导致窒息，生理上的反应会更为剧烈，水肿更明显，还会有痉|挛、大小便失|禁的情况。可这些都没有在死者身上体现。这说明死者因为酒精麻痹而导致反应力减弱，不只是对异物堵塞气管不敏感，连酒精中毒应当逐步呈现的症状也没有清晰明显地表现。在这种情况下，被告人没有意识到死者的生命已经走到尽头是完全正常的。”

　　检方：“死者生前做过身体检查，结果并不理想，他还多次提到自己可能会早死，这一点在刚才的录音里也有体现。难道被告人没有过预见吗？”

　　罗斐：“因为被告人一直以为那是死者的愤怒之词，而且被告人早就做好了自己会先被打死的准备，并嘱咐母亲一定要将女儿带走。再者，死者每次殴打被告人都精神十足、拳拳到肉，还曾经两次将被告人打到骨折。被告人如何相信死者这样的体魄会突然死亡，又如何预见死者在哪一次醉酒之后，会因为呕吐物和牙齿堵塞气管而死呢？这些都不在被告人的预料之内，而且远远超出她的想象。说被告人有不作为的主观故意，实在牵强。就算被告人存在一定程度的预见，她也不会相信刚刚才对她施暴的死者，会再也起不来。而既往事实和刻在骨头里的恐惧感一再告诉她，死者的倒地只是一时，在经过数小时的休息之后，死者就会醒来，会继续打她。”

　　随即罗斐就引用了一段法医刊物上的文字，大概意思是说：哽死者在之前往往是健康状态，预先没有征兆或是征兆微乎其微。在日常生活中，以出乎人们意料的方式突然死亡，多发生在老人和小孩身上。

　　“还真让你说中了。”江进的信息再次发给戚沨，“疏忽大意的过失致死，或轻信能够避免以造成他人死亡。”

　　如果真的判了过失，最高是七年。“听”上去远比故意杀人要轻。

　　江进又道：“我还是那句话，有难度。”

　　戚沨回：“还可以上诉。一审只是铺垫。”

　　既往判例来看，二审要么维持原判，要么减轻处理，极少出现加重的情况。这也是司法制度的原则。

　　江进说：“其实这种夫妻间见死不救的案例，近几年也有一些虽然定了故意杀人罪，但只判了三、四年的情况。而且都拿到谅解书了，这样的结果应该不难达到。”

　　戚沨：“在程序之内，通过合法手段将重罪改为轻罪，这就是一种赢。”

　　“你是说，宁可要过失致死七年，也不愿意要故意杀人的三年？”

　　“不是还可以上诉么？如果一审就把罪名打下来，到了二审就可以把时间‘打’下来。对外还可以说，这是法治进步的体现。”

　　“牛逼。”

　　罗斐和检方依然处在难分难舍的状态，但很明显，检方已经趋于下风，如果再找不到更有力的点，很有可能法庭真的会听进去罗斐的意见。

　　而在这样的情形下，审判长也需要考虑到外界因素，特别是社会效果。谁都不希望看到审判结果进一步引起“公愤”，相关人员还可能会因此遭到投诉。

　　就在这时，检方突然向李蕙娜提出问题：“被告人，案发当晚，当你看到死者倒地不起，痛苦呻吟的时候，你到底在想什么？”

　　“反对。检方的问题带有引导性。”

　　“我们只想听被告人说一句心里话，真实的，发自内心的表达。”

　　“被告人，请回答问题。”

　　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李蕙娜不再低头啜泣，她早已平静下来，双眼有些发直，一直盯着前方的地面。

　　就在法庭上“不可开交”的那几分钟里，李蕙娜想到的却是那个雨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