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39章 没有他们不敢做的：都是人才
下楼的时候，王潇已经把最糟糕的可能性在心中飞快地过了遍。
无外乎就是拆迁征地农民彻底晕了头，自觉可以挟天子以令诸侯，趁机狮子大开口，非得扒着开发公司不放，给自己弄一个铁饭碗不可。
要真那样的话，那么她绝对会尊重他人命运。
反正她拿地的协议都签了，12美金每平方米，共计1平方公里的地，谁都别想跟她抢。
如果开发公司翻脸，要撕毁协议的话——
虽然不到迫不得已，她都不愿意跟地方政府闹上法庭。
但真要打官司，她也从不带怕的。
哦，加拿大的公司违反规定，捂地不开发，你们也只能捏着鼻子老实认了。
我们老老实实遵守协议规定做事，反而成了好捏的软柿子？
开什么玩笑！
加拿大的公司是外资，俄罗斯的就不是吗？
加拿大的公司能找总理给他们站台，我们就不能吗？
既然拿政治说事，那大家就真刀真枪地拼拼看。
再难听点儿讲，从地缘政治和国际局势以及历史的角度分析，外交关系里头，加拿大和俄罗斯谁该站前面，不是显而易见的事吗？
所以王潇毫无畏惧，下楼时姿态堪称泰山崩于前而不变色。
方科长都佩服她，看看人家这心思素质，难怪能当这么大的老板！
唉，真是愁死她了。
跟农民谈判就是这样，前一天说好的事，后一天就能反悔。
非要扒着他们开发公司不放吗？他们公司的门槛有这么低吗？
哪个王八羔子找事？赵副总吗？不可能。
昨晚胡总都明确表态了，而且协议都签了。赵副总现在找事，就是在打胡总的脸。
他疯了，干这种蠢事！
胡总又不是什么软柿子，胡总有部委背景，是上海市领导亲自请来的，背后硬的很。
况且胡总从来都不是吃素的，为了那3000亩地，他得罪了多少人。
连两国总理出面，他都没放弃，愣是咬着规定，好歹将加拿大公司的出让金涨到了23美金一平，而且还取消了人家另外750亩地的优先选择权。
这样的领导，失心疯才会跳出来挑战他的权威呢。
赵副总这种官场老油条，昨天可以借口自己酒没醒，今天绝对不敢再找事。
他找事，大概率会被踢出开发公司。可回原单位，也没他的位置了。
他找事，王总真拿不成1500亩地的话，也绝对不可能是他的人拿。
胡总怎么都不可能让他得逞的，这是公司谁说了算的原则性问题。
方科长满心无奈地重新回到农民面前：“好，现在我们胡总来了，王总也在，你们到底想怎么样？”
这回打头阵的仍然是那个犟老头：“我们还是要开发公司招我们。”
王潇一整个大无语：“都不等开发区建好，你们就已经看不上鱼市的工作了吗？”
犟老头急了：“不是不是，不是一回事。”
胡总经理头大如斗：“那我现在也明确告诉你们，这是不可能的！我个人想收你们都不行。因为我们公司招人，是要往上面打计划，上面批准以后才能招人。否则根本没名额，所有的粮油关系等等，都转入不了公司。”
“哎哟，不是！”一个二十岁上下的小伙子跳出来了，“我们有数，我们变不了干部和正式工人的身份。我们就是想要一个劳动服务队，你们来安排我们工作，嗯，派遣工。”
王潇瞪大了眼睛，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你们要当派遣工？你们知道派遣工是什么意思吗？”
天奶，她又想掐人中了。
她还是头回听说有人放着正常雇佣模式不要，非得当派遣工呢。
哪有这样全心全意为资本家着想，想方设法坑自己的工人啊！
“晓得晓得，日本的讲法嘛，意思就是那个意思。”小伙子盯着胡总要答案，“你就说答应不答应组织服务队，给我们派遣工吧。”
胡总经理也不知道说什么好。
跟几十年后大众普遍认为派遣以及劳务外包制度是改开后才出现的不同，事实上，真实的历史中，它们出现极早，五十年代就有，当时的农民工在上海有个名称叫四六工，因为农民只拿自己工资四成，合作社分六成。
当然，也不能说合作社无耻地剥削了农民，毕竟合作社要负责农民在单位上班期间的口粮，以及农民病退伤退后的生活，还能参加合作社分红。
但是，说白了，能正式被单位雇佣，谁又愿意当这种四六工呢？
胡总经理理解不能：“就算成立了服务公司，那我们公司也只能派你们去工地去鱼市上班，我们还得收你们工资的一部分作为管理费。你们这又是何必呢？直接过去上班不好吗？”
王潇回过神，都想捂住他的嘴了。
别劝了，千万别劝。
作为用工单位，她实在太欢迎派遣工了。多省事啊！
万一劝醒了他们，他们又后悔了，她岂不是省不下这笔钱了。
然而农民完全没有清醒的意思，仍然坚持：“我们知道，你就成立服务公司好了，我们就等你们派活。”
自打当上开发公司的总经理后，胡总眉心的竖线就越来越深：“你们得跟我说实在话，你们这么折腾图个什么？能满足的，我们公司肯定满足。满足不了的，你们别折腾了，省得最后也是大家白忙。我不明白了，王总有什么不好的，你们好好去做事，不行吗？”
结果那犟老头没忍住：“哎哟，她好也不行。她自己就是私人的，她后面做不下去……”
那个小伙子赶紧拦住他：“不是这个意思，我们是怕王总做完这边不做了，那我们以后生活怎么办？你们开发公司是国家的，总归在的。这边做完了，你们再给我们派下一家的活。”
他看的可清楚了，这些老板来来去去的，跟挂单的和尚一样，就没个准数。
之前他们从来没见过也没听说过这位王总，鬼晓得她能在开发区待多久？
说白了，跑得了和尚跑不了庙，他们就认庙。
王潇从善如流，转向胡总：“那我真没办法，老百姓信任的是政府，我一个私人老板也信任政府，以后我就等胡总你们给我派工用。”
开啥子玩笑，有人给她省事，她笑还来不及呢。
她看胡总满脸便秘的表情，特别真诚地安慰对方：“其实这样也好，大家都归开发公司管，有问题解决起来也方便。”
“将来大家要有委屈了，不好跟我们讲，但开发公司是他们的娘家啊，没什么不能提的。”
“而且将来进驻科技园的单位多了，要是有单位欺负咱们派遣工，做得过分了，开发公司不给它派人，它也要低头的。”
农民听的都想拍巴掌了，这位王总确实是位善心人。
看，人家一个大老板，竟然能替他们这些农民着想。
就是她太心善了，所以大家才更慌啊。
心善的做生意会吃亏，会被人欺负。
胡总经理心里想的却是另一回事，他并不相信劳务公司不给入驻单位派工，就能制裁对方。
想到上海来打工的外地人多了去，人家根本不愁招不到人。
真正触动他的点是，把拆迁的农民都聚集在一起了，那么将来管理起来，确实能省很多事。
多少人下了班在外面耀武扬威，在单位不还得缩着头当孙子嚒。
越是小老百姓，单位对他们的约束力越强。
另外，成立这个劳务派遣公司之后，他们也有收入了。
好几万号派遣工呢，每个月光是管理费，就是一笔不小的数字。
有了这个钱，后续再给拆迁农民改善生活条件或者做点其他什么事，也有启动资金了。
相当于羊毛出在羊身上。
想明白这两点，胡总也不再坚决反对，而是松了口：“你们再想想看，要是真决定了，再过来报名。”
“我丑话讲在前面，你们不能今天报了名，公司给你们安排干活了，你们明天又改主意不来了，让公司开天窗啊。”
农民们哄笑起来：“不会不会，我们肯定来。”
还有几个青年农民互相挤眉弄眼，踌躇满志。
他们想的比周围人更深一层，他们是想转正的。
什么意思呢？在计划经济时代，各家单位都有为数不少的临时工。
临时工又分成城市户籍临时工和农村户籍临时工。前者待遇比后者好，而且有转正机会。
现在，他们的地被征收了，他们也成了居民户口，那他们凭什么不能争取转正的机会呢？
王潇不会读心术，否则恐怕要一声长叹，因为临时工和外包派遣的概念是不一样的。
不过，这个时代一切皆有可能。
人家有奔头，是好事。
她笑眯眯地跟农民们挥手道别：“那我就等你们过来开工了啊。”
有农民急着问：“你什么时候开工啊？”
王潇笑容满面：“天冷，现在又要快过年了，我先请建筑设计院过来规划设计，安排好了再动工。不然做到一半不对劲再返工，反而耽误时间。”
犟老头农民高兴起来：“对对对，是这么个道理，要有计划。”
年轻农民还在追问：“那到底什么时候？”
“开过春吧。”王潇想了想，开口道，“天暖和就该动工了，不然夏天热起来，干活效率低。”
既然都已经细化到这一步了，那大家自然各回各家各找各妈。
呃，不是，是该找人找人，该干活干活，该弄钱弄钱去。
王潇就是那个弄钱的队伍，1平方千米的地要想搞开发，那可是一大笔钱。
就她知道的，同样隶属于浦东新区的浦东滨江金融城，1.3平方千米的面积，做到地上地下完整相连，人车分离的立体开发，成为一个现代化综合体，投资金额是300亿。
当年，她知道这个数字的时候狠狠倒吸了口凉气。
心想着自己什么时候能这么有钱？
现在，她还是拿不出这么一大笔钱，只能想办法去筹措。
临走的时候，胡总还跟她打招呼：“我们等着开过春就给你拿的地七通一平。”
这是什么意思呢？
就是开发区先建好道路，然后造一个总管道，下面埋水电煤气通讯等管子。
等到正式签约之后，开发公司就把水电煤气等管道，从总管接到这块开发地块，这样后续才好盖楼或者建厂房。
王潇笑道：“我就等着七通一平好动工呢。”
天奶，她在上海有1500亩地，这是多么魔幻的一件事！
众人上了车，张俊飞还在恍恍惚惚。
昨天他受到的震撼太大，一时间没反应过来，老板竟然用12美金/平方米的单价，拿下了1500亩地！
就因为老板说她能弄来苏联科学家？
王潇看他发呆，轻笑道：“有什么问题，趁我在上海，赶紧问。”
张俊飞也顾不上跟老板讲话的技巧，突突突说了自己的疑惑。
王潇笑了起来：“胡总是从哪个部委下来的？”
“工业部。”
“在此之前呢？”
张俊飞被问愣了，想了一下，才试探着回答：“科委？”
他记得似乎是方科长提了一嘴。
当时王总夸科技园高大上，方科长就补了句他们胡总以前也是科委的干部。
噢，难怪哩，胡总对高科技感兴趣。
王潇笑了笑，意味深长道：“现在国家走的是技工贸路线，但已经成功实现了工业化的高科技产品技术，在被国际市场淘汰前，是不会转移过来的。”
“想吃科技工业化这碗饭，还得靠自己实现技术的工业化。”
“只有苏联的技术，来不及被工业消化的技术，才有这个机会。”
一鲸落而万物生，看，她一直在吃苏联解体的红利。
伊万诺夫发出了叹息：“无数人努力的心血，不该埋在历史的尘埃中。”
大家都沉默了。
车子往前开，经过一片工地的时候，伊万诺夫问了句：“这边是哪家公司在动工？”
张俊飞赶紧解释：“这边是保税区了，他们一期已经封关，现在做的是二期，有6个平方公里。之前，总理还亲自过来参加封关典礼还剪彩。”
说着，他笑起来，指着临时围墙道，“围墙是海关要求搞的，他们刚开始弄的时候，发现铁丝低了三厘米，然后愣是把建好的十多片围墙重新调整，抬高了三厘米。”
他听说这故事时，感觉这边真的挺较真的。
王潇来了兴趣：“哦，现在这个保税区有什么特别的吗？”
张俊飞也说不清楚，保税嘛，就是免收关税什么的。
他印象最深刻的是：“在保税区里办公司，汽车、彩电、复印机这些，大概20种商品进口是免税的。一家公司可以买一辆免税轿车。”
说的时候，他自己忍不住笑起来。
小高莫名其妙，不明白这有啥好笑的？
还是伊万诺夫听完翻译之后，爆笑出声，冲王潇眨眼睛：“嘿！王，你们的公司部门，嗯，是不是公司办之类的，一定会忙死的。每天该有多少公司要注销再重新注册啊。”
小高这才恍然大悟：“汽车，免税汽车。”
王潇点头：“免税弄一辆汽车进来，转手出去，赚头大的很。海南80年代就是差不多这么搞钱的，直接搞熄火了。”
小高愈发觉得不可思议。
他笨他承认，但老板和张俊飞都能想到的漏洞，甚至之前有海南的例子都摆在面前了，怎么这边保税区还能露个这么大的口子啊。
他突然间觉得，这些定规则的人好像也没那么聪明。
王潇可不觉得人家能到那个位置上会是傻瓜。
她比较阴暗，更加倾向于某些漏洞就是为了某些人设置，方便他们钻的。
“保税区，现在是不是国内商品进入保税区就等同于出口，可以退税了啊？”
张俊飞不敢瞎掰：“这方面我没了解过，我还不知道。”
但他已经想到了，如果真是这样的话，那么这些等同于出口的商品大概率不会真的走出国门。
它们拿到退税以后，很可能会以各种神奇的方式再从保税区消失。
啧，论起薅国家羊毛来，大单位可一点也不会心慈手软。
伊万诺夫笑得愈发开怀，还挤眉弄眼：“王，相信你们的勇气和胆量，没有你们不敢做的。”
王潇呵呵回头：“彼此彼此。”
这种事情别说是俄罗斯，苏联都没少做。
但这并不影响伊万诺夫现在幸灾乐祸啊。
人类起码有一半的快乐，来自于看到别人也没那么好。
王潇翻了个白眼，问他：“吃啥？”
伊万诺夫瞬间来了精神，积极提要求：“我要吃红烧肉。”
上帝啊，他宣布，昨晚他吃过的红烧肉是世界上最好吃的肉。
但张俊飞没指挥司机去昨晚的饭店。
那些店，说白了都有点坑人，专门坑外商和港台商人。
上海现在也不是没有价格比较正常的饭店。
比如说他带老板过去的人民饭店，主打家常菜，最贵的烧牛鞭也就25块，其余的都是几块十几块。
把招牌菜全点一遍，加在一起，还不到三百块。
小高依然觉得恍恍惚惚，三百块钱，好多人一个月的工资都未必有三百块。
但比起昨晚的一千五一桌，这物价确实又正常好多。
他们临时来的，没包间用，王潇也不在乎，直接坐大堂干饭，饭菜口味还不错。
尤其是汽锅鸡，竟然真没加水，相当不容易。
她上次在北京吃的时候，不懂装懂的老板竟然还特地出来强调他们家的汽锅鸡加的是矿泉水，不是自来水。
搞得她哭笑不得。
伊万诺夫对汽锅鸡的感情一般，他的最爱又神奇地从红烧肉变成扣肉了，宣布这是他吃过的最好的美食。
只是大家没再饭店多待，因为隔壁桌原本是给老人办寿的一桌人，吃着吃着就吵起来了，吵得他们如坐针毡，只能提前走人。
饭店经理还跟出来道歉，抹了他们这顿饭的零头不说，还送了他们酥皮糖糕当零食。
伊万诺夫挺开心的，因为酥皮糖糕也对了他的胃口。
他宣布，他近期都不控制体型了。后面还有战斗等着他，他等保存能量。
张俊飞尴尬得不行，看看他，都挑了家什么饭店，吃个饭也不安生。
他试图挽救：“老板，你们夜宵想吃什么？我晓得一家店熬得粥特别地道，是从广东请来的老师傅熬的。”
王潇摇头：“不了，晚上早点睡，明天我们要去北京看看。”
张俊飞沉默了一瞬。
他虽然没有一直盯着，但也晓得杨桃在北京的拿地进展并不顺利。
他想了又想，最后还是主动对老板说了他的看法：“杨经理是文化人，我的意思是她有点，哎，就是比较矜持。”
其实他真正想表达的意思是，他觉得杨桃过于端着了。
这种端着不是说她不适应酒场文化，不会跟官员们推杯换盏。
而是，要怎么说呢？
杨桃给他的感觉像是学生时代，班上成绩最好的女班长，有点儿清高的那种。
她虽然也爱笑，但是她跟人是有距离的，有一种莫名的犟。
他甚至怀疑到目前为止，杨桃去了北京，都没拜访过曹副书记。
哦不，现在是曹部长。
这些话，张俊飞虽然没有说出口，但王潇看他表情也猜的七七八八。
她开口问：“那你有没有想过，她为什么是这种表现？”
张俊飞卡壳了。
他不知道。
他上学的年代，男生是不跟女生玩的，大家三八线分明。
他去当兵以后，更是没见过几位女同志。
等到他退伍跟着唐一成混，他们团队也全是男的，他哪晓得年轻女同志是怎么想的。
反正在他看来，有些女同志真的是一个比一个奇奇怪怪。
明明非常简单的事情，搞不懂她们到底纠结别扭个什么劲。好像那个装在套子里的人一样。
王潇笑了笑，闲话家常：“你还记不记得我们刚才吃饭的那桌，为什么会吵起来？”
张俊飞当然记得，他耳朵灵光得很，连上海话都能听懂七七八八。
刚才那一桌是祖孙三代，老两口有两个女儿一个儿子，先吵起来的人，是小女儿。
小女儿当年去了新疆，现在想把孩子的户口迁回上海。但是她哥哥不同意将孩子户口挂在自家房子名下。
小女儿抱怨说当年应该是哥哥去新疆支边的，因为父母偏心，把她给弄去了。
现在哥哥不仅留在了上海，还接了爸爸的班，生活这么好，还不肯帮帮她。
她姐姐先是和稀泥，后来又说妹妹太计较。工作是爸爸的，爸爸愿意给谁接班是爸爸的事。
一家人就彻底吵起来了。
只是，张俊飞不明白老板为什么提这茬。
王潇轻轻叹气：“你了解过杨经理的家庭背景没有？”
张俊飞愣了下，还是老实承认：“晓得一些，她父母是老师，有一个哥哥在自来水厂上班。”
肯定要了解啊。
当初他从绥芬河到上海前，就知道大家是竞争对手了。知己知彼，百战不殆。
王潇扯了扯嘴角：“你们家有没有你的宅基地？”
张俊飞都晕头了，不明白老板为什么会突然又把话题转到他头上。
“有啊，不过没多大，我也没空回去盖房。”
王潇笑了：“这就是问题所在。在传统的社会背景下，男性被默认为是家庭财产继承人，女性则享受不到这个继承权。男人不管要不要找个财产，大家都默认财产属于他。”
“但女孩子在成长的过程中，很早就会被有意无意地教导，这个家是你哥你弟的，跟你无关。”
“农村普遍不给女孩分宅基地，工厂普遍不会给女职工分房，因为默认女人会嫁给一个男人，去住对方的房。”
“丈夫和妻子吵架的时候，都晓得有个撒手锏，叫，你给我滚出去！”
“因为他知道妻子无处可去。夫家是丈夫的，娘家是兄弟的，都跟她没关系。”
“这种成长背景，这种社会环境的影响，很容易让女同志不会利用资源。”
“因为在她们的潜意识里，这些资源都与她们无关。”
“她们要奋斗，就意味着什么也指望不上，全靠自己来扛。”
张俊飞眨巴两下眼睛，下意识地想说，这怎么可能。
但话到嘴边了，他又发现这似乎是事实。
他们村里出去奋斗的女人，好像只有一个寡妇。她丈夫去世后，她夫家长辈亲戚不仅没帮她，反而想占他们家的房子，因为她没有儿子。
王潇慢条斯理地往下说：“我跟你说这些，是因为你以后也会有女下属。人是会把家庭生活经验带到社会工作中来的。如果没人点醒她们，她们很可能要一直原地绕弯。”
“你既然是下属的领导了，那就请你将来当好她们的领路人，点醒她们。”
“让她们会做事，最大限度地发挥自己真正的能力，才能提高效率。”
张俊飞连忙应下，脱口而出：“那我好好跟杨经理说。”
王总对着他说这些话，意味着杨桃已经不是他的对手。
别看一直强调，开会要进行批评与自我批评。
但实际上，也只有领导班子才会真正的点评手下人，纠正他们的错误。
王潇笑了笑：“不必了，你忙上海的事，我去北京。”
张俊飞又闹了个大红温，他晕头了，他飘了。
他期期艾艾地表示：“好的，我一定做好上海的事。”
回到酒店，伊万诺夫才冲王潇眨着漂亮的桃花眼：“王，你可真是柔软善良。”
看，到现在还考虑桃的自尊。
哦，可怜的桃，这大概是她最后的机会了。
因为北京的拿地拖不起。
别看现在华夏国内的房地产万马齐喑，但是任何一个有发展前景的行当，低谷期就是真正的业内大佬入场的最佳时机。
现在以及将来，会有很多目光敏锐的投资者进入这个行业的。
不抓住这个时机，以后他们要进场，就要付出更高的代价。
他又开始眨眼睛：“王，我还以为你会提前跟桃说这些呢。”
王潇没好气：“我独生女，我从小就知道我爹妈的东西都是我的。我也是才想到大部分非独生女没这个概念。”
她也确实是真的刚想到。
她上辈子是个事实意义上的孤儿。她不是通过父母长辈言传身教，来了解这个世界的运行规则的。她是自己通过读书以及个人体会，去认识这个世界的。
上辈子她很小就打破了对权威的崇拜。不管是父母长辈还是师长，她都没机会戴滤镜看。
所以他们传输的不少理论，在她看来就是放屁。
人当然要争要抢，谁规定的配与不配？你规定了，我就认吗？
利用一切可利用的资源往上走往前冲，不是理所当然的事吗？
等她当了网红，蹭流量蹭热度，更是家常便饭。她从来没有过，你怎么好意思蹭的羞耻感。
看，人没有那么多所谓的道德底线，活得更舒服。
伊万诺夫不知道她的心理活动，只一味地嘿嘿嘿。
但他嘿了不到两分钟，就嘿不下去了。
因为尤拉打国际长途找他了。
电话机里，尤拉的声音尤为气急败坏：“伊万诺夫，你赶紧回来吧。”
伊万诺夫换了个姿态：“为什么？我在华夏很好。”
“卢布，这群该死的家伙！卢布已经跌到了一千五。”
伊万诺夫不当回事：“这不是很正常吗？你们今天宣布内阁名单，民众恐慌，抛售卢布，市场自我调节行为而已。”
尤拉发出咆哮：“总理还没宣布内阁名单呢，民众恐慌个屁，卢布先他妈暴跌了！”
伊万诺夫瞪大眼睛，和王潇面面相觑。
这这这。
他都要批评一句，俄联邦的银行家们实在太过于迫不及待了。
好歹专业装的像样点啊，怎么能提前行动呢？
看，这下子连借口都不好找了。
作者有话说：
注：文中提到的外包派遣之类的资料源自于网络。感兴趣可以看一看。
包工制在我国有着漫长的历史。我国雇佣工人大规模出现是在明中叶以后，尤其是在商品经济发达的长三角地区。其时，按照雇佣时限，雇工内部已出现长工与短工之分。长工受雇期至少为一年，短工则受雇期短于一年，包括日工、月工、季工等形式。直接雇佣之外，当下流行的外包制的雏形——包买制——已经崭露头角。例如，在明万历年间的松江暑袜业，袜店的商人并不自己从事生产，而是将生产发包到周围的农户，再收购其产品，一家一户由此成为袜店老板的小作坊。
1840年的鸦、片战争打开了中国的国门，也催生出采用新技术和新管理方式的现代工业和服务业。自19世纪下半叶以来，内包制在中国颇为流行。这种制度的特点是工厂主不直接雇佣和管理工人，而是通过包工头来做这些工作。具体而言，工厂主提供厂房、生产设备，有时也提供原材料和流动资金；包工头负责招募和管理工人，保质保量完成生产，这个过程可能涉及层层转包；最后，工厂主获得产品，并向包工头支付其个人工资和包工费；包工费的一部分会发给工人，剩下的是包工头的佣金。在这种制度下，工厂主直接雇佣高技术人员和管理人员（主要是包工头），他们被称为里工；由包工头雇佣的工人则被称为外工。就雇佣期限而言，里工基本是长工，外工可能是长工和短工。内包制的流行延续到了民国年间。例如，在当时的上海，码头业、人力车业和建筑业的几乎所有工作都是采用这种组织形式；在铁路运输和制造业，一些工序采用了这种形式。包工头从这种制度中获利颇丰。在民国年间上海的码头业、人力车业和造船业，包工头拿到的佣金常占到包工费的一半以上。
计划经济时期，内外包工制得到延续，劳务派遣制度的雏形也出现了。在此期间，我国城镇就业人口以固定工为主体，其中国企固定工一般占到60%以上，集体企业也有大量固定工。同时，临时工暗流涌动：即便在国企中，临时工的比例也常年维持在10-15%之间，个别年份甚至高于20%。相对于固定工，临时工在诸多方面受到歧视。失业是当时工人最大的噩梦。在就业稳定性方面，固定工与用工单位之间没有劳动合同，除了大跃进失败这样的极端情况，他们享受着终身雇佣；而临时工做着临时性、季节性、或者长期性工作，当他们不被需要的时候，当他们生病、受伤、怀孕的时候，或者当他们行为失当的时候，等待他们的命运就是被解雇。临时工因为被解雇而自杀的情况时有发生。在工作环境安全性方面，临时工集中于低技能岗位，相对于固定工，他们更可能被分配到又脏又累又危险的岗位，却常常得不到足够的安全生产培训和劳保用品，结果是他们的工伤和工亡率都更高。
在收入方面，固定工主要拿的是月收入，停止工作一、两天对收入影响不大；随着资历和职位的提升，他们可以期待工资沿着八级工资制节节攀升。相形之下，临时工拿的是计件或日工资：一旦停止工作，他们就没有收入，这限制了他们参加集体行动；而且不管他们总共加起来工作了多久，他们的工资往往停留在八级工资制的最低一档。固定工与临时工的收入差距如此之大，以至于一些固定工雇佣临时工为他们工作，然后白白地赚取工资差价。在劳动保险和福利方面，临时工在生病、工伤、工亡、生育等方面的待遇显著差于固定工；固定工退休后可以每月拿到相当于原工资50-70%的退休金，而临时工则什么也得不到。至于米面粮油、肥皂、毛巾等小福利，临时工也常常在被忽略之列。在政治待遇方面，加入工会、党组织和企业职工代表大会这些官方的参政议政机构几乎是固定工的特权，临时工被排斥在外。在人格尊严方面，临时工经常被正式工看不起，也被社会上很多人看不起，以至于无法参加一些公共活动和购买一些稀缺物品。临时工身份是他们心中的一块大石头，一些人甚至羞于将自己的临时工身份告诉约会对象，怕被对方嫌弃。
在这些共性之外，临时工内部也存在巨大的差异性，其中一个维度的差异就是其雇佣安排。
计划经济时期，固定工和单位之间不签订劳动合同。初期，临时工也不签订劳动合同。
1957年，在控制城市人口的大背景下，全国开始在临时工中推行劳动合同制，临时工由此又被称为合同工。这些固定期限的劳动合同方便了用工单位解雇临时工。
同年，北京市政府要求城镇用工单位与农民工及其所属的农业生产合作社签订三方合同。合同在约定雇佣期限、工资等基本劳动条件条款之外，还约定了用工单位支付的工资在农民工和其所属合作社之间的分成；作为交换，合作社负责农民工在该单位工作期间的口粮，及其因病或者因伤被退工之后的生活，农民工也能参与合作社的分红。
国、务、院随后要求全国各地推行该经验。显而易见，这种安排下，农业合作社发挥了类似当前劳务派遣机构的作用。大跃进时期，这类工人获得了一个新的名字：亦工亦农。
在上海，约定俗成的分成比例是：农民工只拿到自己工资的四成，合作社分六成，所以亦工亦农在上海又被称为“四六工”。在全国，合作社拿六到七成是司空见惯的比例。
大、跃、进时期，国家的劳动政策也由之前的提倡固定工逐步转向固定工和临时工并举，甚至提倡临时工，加剧了临时工的扩张。然而单个单位临时工的数量和工资总额长期受到国家控制。
为了绕过这种控制，往往是在地方政府的默许甚至鼓励下，单位转向使用数量和工资总额都在国家控制范围之外的外包工。这种情况跟2014年后国家加强对派遣工的规制，结果用工单位纷纷转向外包工如出一辙。
包工队的组织主体有很多。在城市，劳动部门和街道政府常常组织失业人员和家庭主妇，为其他单位提供服务；地方政府的职能部门，比如交通运输局和手工业局，亦会组织起自己单位的职工和家属工，提供一些专业服务；在上海，只要集体企业愿意对外承揽业务，它们也具有做包工的资格。在农村，是人民公社和生产队在组织包工队。通常而言，包工队的组织者提取包工制工人10-25%的工资作为佣金。
根据包工制工人是否和固定工在一起工作，他们又被分为“外包内做工”和“外包外做工”。
根据档案资料，1967年，上海市区以劳动服务队名义组织从事外包工工作的约有7.5万人，其中外包内做的有5.9万人，外包外做的有1.6万人；卢湾、静安、长宁、虹口、闸北等五个区外包内做可分为长期性生产需要和临时生产需要两种，前一种占外包内做工总人数的79%，外包外做分为在厂外集中生产和分散在家庭中劳动两种，前一种占到67%。
上海市劳动局曾在1964年要求外包内做工应该受包工头管理，而不是用工单位管理。这种规定暗示了当时外包内做工受用工单位管理的普遍性，与当下流行的“假外包、真派遣”具有异曲同工之妙。而接受包工头管理的外包内做工显然延续了清末流行的内包制，由包工头管理的外包外做工则是典型的外包制下的工人。
临时工内部的差异导致了其待遇分化。按照户籍来分，城市户籍的临时工境况优于农村户籍的临时工。农村户籍的临时工常常享受不到任何劳保福利待遇，也没有转正的希望，而城市户籍的临时工（外包工除外）两者都可以。
在城镇户籍的临时工内部，按照雇佣安排来划分，常规临时工（由用人单位直接雇佣）处于临时工金字塔的顶端。他们的劳保待遇按着当时的劳动保险条例来，并经常有转正的机会；这类工人里面男工居多。
其他的临时工与外包工的界限常常不甚清楚，劳保福利待遇差距也大，其中工厂所在街道安排进来的工人和工厂自身职工的家属进来做工往往享受一定的免费医疗待遇，而跟其他的外包工则没有任何医疗待遇，也没有转正的机会。
外包工的工资较常规临时工为低，他们一旦生病，经常是请不起医生的，疾病也让他们更有可能被解雇。
所以一旦生病，外包工往往陷入贫病交加的绝望境地。女性外包工的处境尤为悲惨，以至于有女外包工怀孕后怕被解雇，束紧肚子，最后生下死婴的记述。
日常生活中，临时工整个群体被固定工看不起，外包工又被其他的临时工看不起。外包工与其他临时工之间的差异导致了由外包工转为常规临时工被认为是一种奖励或者救济。
这种情况一般发生在外包工被经常性地需要的时候，或者外包工出了工伤或者得了职业病。这些情况导致了在1966-1967年的临时工运动中，外包工是重要的力量。
改革开放以来，原有的以固定工为主体的城镇用工制度被废除，劳动合同制作为主体的用工制度在全国推行开来。与这一转换齐头并进的是派遣工和外包工从计划年代的暗流，奔腾成狂涌。
在上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随着人口的普遍增加和知青的大量回城，城镇就业压力巨大。为此，中央政府鼓励地方政府建立劳动服务公司。这类公司其实是之前劳动服务队更加正规的形式。一时，地方上的劳动局、人事局、工会、街道和国企纷纷响应。
1987年，全国有5.6万家劳动服务公司，雇佣了730万工人，并管理着170万临时工。劳动服务公司的服务对象是失业、半失业人员和国企改革中的冗员。公司为他们提供培训、介绍工作，或将他们组成服务队承揽工作，或将他们派遣到用工单位去劳动。
新时期的派遣工和外包工最初是国企改革的伴生物。一旦一个工人被确定为冗员，这个工人一方面在劳动关系上与国企保持不变，另一方面被归入国企附属的劳动服务公司管理，其中相当一部分被派遣或外包到外单位。通过派遣和外包，原单位不仅减少了冗员，还能坐收外单位的佣金。
在上世纪90年代，随着国企改革进入深水区，下岗职工越来越多，政府要求国企成立再就业中心，这些中心除了向下岗职工发放生活津贴和给他们支付劳动保险外，职能与80年代的劳动服务公司无异。这些中心在新世纪初期被陆续关闭。
同时，为了帮助下岗职工再就业，从中央到地方，各级政府大力鼓励劳务派遣公司的发展，并为此出台了财政补助和税收减免等措施。
例如，1999年出台的《北京市劳务派遣组织管理暂行办法》规定：新建劳务派遣组织招用下岗职工达到30人以上，并与其签订2年以上劳动合同且试用期满的，可享受市劳动和社会保障部门及同级财政部门给予的5－20万元的一次性补助……劳务派遣组织招用下岗职工，达到职工总数50％以上的，且劳动关系维持在3年以上（含）的，可自安置人数达到规定比例之日起3年内享受营业税等额补助的优惠政策。
2003年，时任国家主席胡在一次发言中指出：“我们要积极发展劳务派遣和其他类型的就业服务组织，指导分散单个的下岗失业人员组织起来，为他们实现再就业提供组织依托和帮助。”
对国企的工资总额管控也是其大量使用派遣工和外包工的原因。为了提升国企效益，1985年起，国企的工资总额与其经济效益挂钩。而根据国资委制订的国企会计准则，只有正式工的工资计入工资总额，而临时工的工资计入营业费用，在国资委的管控之外。而且，国企正式工的收入常年高于社会平均水平，而临时工的工资则低得多。由此大量雇佣临时工不仅能帮国企降低用工成本和提升经济效益，还能帮国企扩大工资总额，巩固既得利益。
上世纪80年代初期，城市劳动力市场对农村放开。城乡迁移的浪潮推动了劳务派遣的发展。虽然绝大多数农民工是自发或者在自己亲朋好友的帮助下迁徙到城市工作的，但有的农民工在迁徙过程中得到了当地劳务派遣机构的帮助。这些机构的组织主体是县和乡镇政府及其附属机构。地方政府也会协助将农民组成建筑包工队或者保姆队，对外承揽服务。这类实践在今天仍然存在，特别是在一些偏远落后地区。在前年结束的脱贫攻坚站中，政府对外输出劳动力来帮助群众脱贫是重要的做法。
外资进入中国也助推了劳务派遣的发展。对于早期进入中国的外商驻华代表处和外资公司而言，他们对中国知之甚少，招工不便。同时，政府意图通过控制用工来监管这些外国机构。
我国最早的一家专业派遣机构——1979年成立的北京外企人力资源服务公司（FESCO）——就是在这种背景下产生的。这类外资人力服务公司至今是中国劳务派遣市场上的一霸。之后虽然外资机构有了招工权，但是使用派遣工的做法长期维持下来。外资企业使用派遣工的另一个原因是：一些跨国企业总部对于其中国分公司的人员数有控制，使用派遣工可以绕过这种控制增加员工。
劳动密集型企业的发展也推动了劳务派遣的狂涌。例如，在上世纪80年代的东莞，为了满足蓬勃发展的出口加工业的需求，当地政府不仅自己成立劳动中介为企业输送人力，也鼓励私人中介的发展。同一时间的温州也见证了私人中介的崛起，为繁荣发展的私企提供人力。这些中介最早靠向求职者收钱营利。
随着用工荒时代的到来，他们转向向用工企业收费营利，其主要形式就是劳务派遣。在用工荒时代，之前工厂在门口贴个招工告示就能引来求职者如过江之鲫的时代一去不复返了。用工荒叠加新生代农民工短工化之下，工厂自行招人变得过于昂贵，从而不得不求助于劳动中介。
此外，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之后，全球经济疲软，中国出口受到影响。对于工厂经营者而言，以前不仅有足够的工人，也有足够的订单；而现在，不仅工人难招，订单也难找。这种情况意味着订单的波动性变大。为了控制成本，企业必须同步实现劳动力的波动。这种情况是目前中国出口导向型工厂的常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