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02章 鳄鱼的眼泪（二）
权西野将逢玉送入自己的车中,回头面向这位素未谋面的女人，眉心紧锁，担忧不已：“怎么会发生这样的事？”
李京纾双手插兜,并不理睬她的焦虑和困惑，只说：“这段时间，你先照顾一下这个孩子。”
“她会有事吗?”
“到时候她会来接，你亲自问就好了。”
权西野被她的回答弄得稀里糊涂,徒生出一股怨火，“喂，你到底有没有听我说话？”
李京纾绕过她,钻进车厢,对一直在偷偷听俩人谈话的逢玉说：“这段时间，你先跟西野姐姐玩。”
逢玉脸色苍白,凝视着她：“我妈妈犯罪了吗？”
“犯罪的人能回来吗？”
逢玉机械地摇了摇头。
李京纾笑了,捏了下她的脸，“那就对了,她会回来接你的。”
说完,她跳下车,对权西野道：“麻烦你了。”
权西野心绪乱得很。虽然她大概知道嫂嫂并非良善之徒,但也不至于恶到杀人放火,总体而言还算是一个不错的人。
可如今的谋杀指控又是......?
“你是成娜的谁？”她终于记起来问。
然而,眼前已经不见那人的踪影。
由于成娜足够配合,在缴纳了一定的保释金后,她的保释申请被警方批准。她的护照被暂时没收了,除了英国哪儿也不能去。保释的这段时间里，她被全天监控，交易、通讯都受到限制,需要定期到警局报道。
这28天里，警方并没有发现成娜有任何可疑的举动。绝大多数时间里，她都在家活动，活动的内容无外乎读书喝茶，瑜伽和冥想。
偶有的几次出行，也只是去超市购物。
在成娜的社会关系调查中，警方获知的都是空前一致的好评。无论亲戚、朋友，还是邻里，都赞誉她是一个温柔、善良，和气的女人。她常常做公益，资助濒危动物、救助无家可归的流浪猫狗，还组织过对非洲贫困儿童的援助活动。
杀人简直天方夜谭。
然而，这些善举并不足以洗清成娜的嫌疑，不少罪犯同样也是和蔼可亲的慈善家。
“娜娜啊，她是一个命苦的孩子。好不容易回到了亲生父亲的身边，还不被待见，这样一个人，怎么会杀人呢？”
一位成娜的远房亲戚对警方如是说。
“不被待见”四个字引起了警方的注意。
说话的这位是成娜母亲全英那边的亲戚，一位叫菲尔的中年女人，她和成娜有过几次往来。全英是成柏林的生母，成娜的继母，而她因病去了法国休养，目前不接见任何人。
“啊，我们大家都知道。她才回来没多久，亲爹就死了。一毕业娜娜就嫁人了，这不是不被待见吗？但也能理解，毕竟妈妈和弟弟都和自己没有血缘关系，噢，也有一点，但比不上亲生母亲和亲生弟弟，不可能会视若己出地爱护。”
菲尔的这番话倒是能证实成娜对弟弟成柏林杀人动机的供述。这一家人并非普通的家庭组合，成柏林因为害怕继承权被夺，那么的确有可能起杀人的念头，目前来看，杀人动机最充分的是成柏林。
如果是成娜杀的人，那么她的动机是什么？
而另一边，成柏林从被捕到现场，始终保持沉默，他一句话也没说。他有保持沉默的权利，不过沉默也会给他带来不利。
但没过多久，他开口了。
案件审理准备阶段，检方向嫌犯及其律师披露了相关证据，包括另一嫌犯，也就是成娜的供述内容。
听律师说完这些，成柏林忽然抬起头。
“这是她说的？”
“是的。”
他又埋下头，不久，忽然低声笑起来，越笑越大声，笑得仰起了脸，笑得满面通红，泪水不断。
正式庭审于10月份开庭。
因成娜和成柏林各自行为不同，且彼此存在对立指控，所以被分开审理。
庭审现场，陪审团席上成员们面色严肃。检方律师陈述完案件，将成娜指控为“知情不报”和“可能参与谋杀”。
被告席上的女人静静聆听，没有多余的表情，只是在谋杀这个词宣读出来的一瞬间轻轻皱了一下眉头。她的脸苍白而悲伤，尽管没有说话，但浑身都散发着惹人怜悯的脆弱气息。
她就是成娜。
“尊敬的法官大人，陪审团的成员，这是一个充满嫉妒、谎言与贪婪的悲剧。而我将向你们证明，她不仅知晓了这起谋杀案的真相，事后帮忙隐瞒，还极有可能成了共谋者，深度参与其中。陪审团必须考虑，他们的行为是如何共同导致了这场不可挽回的悲剧。”
成娜的辩护律师叫赫拉，她是一位亚裔，近年拿下了不少难案，胜诉率极高，在圈内颇有名气。当然，聘请她绝非一件易事，需要花费大量的金钱和耐心。
她还有一个中文名字，冯奉春，身边人都称她为冯。
冯奉春微微一笑，从容不迫地起身，环视陪审团，语气冷静而坚定：
“尊敬的法官大人，陪审团的各位成员：今天我们面对的是一桩由恐惧和权力交织的阴谋，也是一场家庭悲剧。我的当事人成娜，被卷入了一场由极度和愤怒驱动的案件。我们将证明，再案发当天，成柏林因为嫉妒和愤怒，将成明昭当成了我的当事人，并将她推下了悬崖。这是一起由情感纠葛和错综复杂的家庭关系引发的悲剧。”
“检方指责我的当事人知情不报，甚至暗示她参与了谋杀。这是多么可怕的指控。因为真正的事实是，她不仅没有犯罪，还亲身承受了难以想象的心理压力。这种压力来自于令一个人的操控——她同父异母的弟弟，成柏林。”
控方律师走到陪审团前，语气严肃：
“被告不仅是知情者，还在犯罪后刻意隐瞒重要信息，我们有证人表明，她曾在案发前一夜与另一名嫌犯密会，既然被告和这么嫌犯是第一回 见面，彼此不熟悉的前提下，为何会夜晚与他独处？这显然是一场实现密谋好的犯罪。”
随后，控方面向成娜：
“被告人，请问，你是否承认案发前曾与你的弟弟有过私下接触？”
“我承认。”成娜答。
冯奉春站在法庭中央，语速平缓而有穿透力：“控方的提问充满诱导性，试图将“私下接触”和“犯罪共谋”画上等号。而法庭是追求真相的地方，而不是推测的竞技场。”
她转向陪审团，语调微微加重：
“让我们回顾事实，被告与另一位嫌犯确实有过交流——这是任何家庭关系中必不可免的场景。要知道，成柏林是被告亲生父亲派来的唯一代表，是她当下了解原生家庭的唯一渠道，而当时，她并没有回到亲生家庭，因为对这个未曾谋面的家庭有疑问，而去问自己的弟弟，有什么问题？私下接触本身并不能代表被告知情。更不能说明她参与了犯罪活动。”
检方追问：“那么，被告人在案发后为何迟迟没有报警？这是否足以证明她有意隐瞒。”
冯奉春环视法庭，声音高挑：“阁下的问题有一个前提假设，那就是“报警等同于无辜”，请问，这是否公平？”
“案发后，被告因受到另一名嫌犯的威胁而陷入恐惧。在这种情形下，她的每一步行动都可能影响自己的安全——她选择了保护自己。这不是犯罪，这是生存本能。”
她用悲伤的语气向陪审团强调：
“我的当事人，当时正处于一个高度紧张、极度恐惧的环境中。而这种环境，不仅是由成柏林的威胁造成，还与她长期以来承受的心理压力密不可分。”
冯奉春收起收起悲伤，缓缓吐了一口气。
“首先，被告在案发时期正在接受精神健康方面的治疗，有明确的病例记录显示，她在此期间患有焦虑症和创伤后应激障碍，一直在服用抗焦虑药物。”
她向法官呈递了相关病例和服药记录，并传唤了成娜的私人心理医生，安迪先生。
“事实上，我的当事人后来积极配合了警方的调查。她提供的证词和细节，对案件有重要帮助。她的初衷是无害的，她只是害怕报复，害怕失去自己的生命。”
检方随即也传唤了证人。
证人是旅店的工作人员，她表示：“那天晚上，我在走廊清理卫生，看到了她，因为是外国面孔，所以我的印象很深。她一个人走出房间，和另一名男士去了隔壁的房间。”
冯奉春莞尔，起身质询：“你所说的她，是指被告，还是其他人？据我所知，来当地的游客遍布世界各地，你怎么确认那张外国面孔是被告，而不是其他人？”
她犹豫：“......看起来像。”
“看起来？这是一种主观猜测，而非事实。假使是一名清扫房间的亚洲工作人员，再打扫完一间房后进入了另一名的房间，你是否也会将其视为‘犯罪阴谋’？”
证人沉默，场内一片安静。
检方语气尖锐，直指成娜：
“被告，你声称是受害者，但行为却不符合常理。如果你真的无辜，又确实害怕，为什么在这么多年里，没有一刻选择报警？而是继续隐瞒真相，并与成柏林共同伪装成一起意外？”
成娜抽吸了一口气，声音低沉而哽咽：
“法官大人，各位陪审员，我从未想过自己有一天会经历这样的事情。我的脑海里充满恐惧。从接我回国的那一天起，成柏林就对我充满敌意。他的母亲更是让我感到无形的压力，我不知道自己到底身处一个怎样的家庭，这个家庭害死我的父亲，又因为嫉妒，害死了无辜的成明昭......”
她停顿片刻，像在回忆一场噩梦，接着哽咽道：
“你们能想象那种恐惧吗？他让我‘永远不能背叛他’‘永远不能离开他’，我不知道自己能否活到第二天，我只能听从她他的指令，伪装成一个乖顺的姐姐，因为只有这样我才能活下去。”
检方律师冷笑一声，追问：
“您试图以恐惧为借口来掩饰自己的行为，但没有证据能证明您的说法成立。您的隐瞒行为正说明您是共谋之一。”
冯奉春语气沉稳，从容接话：“检方的指控不仅冷酷无情，更是对一个受害者心理状况的完全漠视。”
她转向法官：“法官大人，容许我提供三样证据。”
物证人证被带到现场。
“第一件，是被告生父成礼先生的日记，这是我的当事人在成礼先生留给自己的房子中找到的。上面记录了他被人下毒乃至病发的全过程，而凶手正是成柏林的母亲。日记中，成礼先生清楚表达了柏林及其母亲的危险性，他写道‘我知道，他们想要康达’，又写道‘我害怕，他们会朝娜娜下手’。成礼先生的日记足以证明成柏林的动机，他因为害怕继承权被夺，于是产生了杀人的念头，并且实施了这个想法。控方说我的当事人是共谋之一，敢问她的杀人动机是什么？”
“第二件，是成礼先生未公开的遗嘱，上面清楚显示，公司的实际继承人是被告成娜，而非嫌犯成柏林。抓捕之前，嫌犯成柏林即将成为公司的董事，很明显违背了成礼先生的遗愿。这更加说明，成柏林具备足够的作案动机。”
检方律师大声反对：“这完全可以伪造，全英女士根本没有在场辩护的机会！”
冯奉春语气凌厉：“全英女士的确没有在场，但这份遗嘱足够证明，我的当事人才是唯一合法的继承人。遗嘱上不仅有成礼先生的亲笔签名，还有独立律师事务所的认证。若不相信这本日记是成礼先生所写，我们可以请专家现场进行笔迹鉴定。检方要想质疑其真实性，就请拿出相应的证据。”
法官审阅后点头：“遗嘱具备法律效应，辩护方继续。”
“第三件，这是一份来自当事人的录音，这段录音记录了成柏林对我的当事人所作的威胁和控制行为，说明被告长期处在被胁迫的环境中，请问，这种环境下，她要如何报警？我请求播放录音。”
法官：“允许播放。”
冯奉春播放录音，法庭内一片寂静。
“别忘了，是谁让你有现在的好日子过。”
“我落水了，你也好不了。”
“你不会背叛我，对吗？”
“你会一直陪着我的，对吗？”
......
法庭一片讨论声，法官敲响法槌。
“肃静！继续辩论。”
冯奉春正色道：“请各位仔细聆听成柏林先生的语言，这是一种赤裸裸的情感控制。他反复提及‘你也不会好过’‘永远留在我身边’，这显然不是出于正常的姐弟关系，而是一种深层次的不对等的情感依赖，甚至是威胁。成娜女士，作为一名当时受害于家庭权力斗争的人，如何能在这样的情况下反抗？”
“根据英国法律，胁迫的定义是：一个人在压力之下，被迫参与某些行为，而他们没有实际选择的自由。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成柏林不仅对成娜女士施加了情感压力，还通过威胁和控制，创造了一个她无法逃脱地困境。正是在这样的压力下，她被迫协助隐藏了真相。她的行为并非出于自由意志，而是成柏林主导的结果。”
“检方和陪审团需要认真思考，成娜女士是否真的有能力反抗这种强烈的控制？如果没有，她的行为就不能视为主动参与，而是被迫卷入。”
检方反问：“调查结果显示，被告在经济上常年受到来自成柏林的支持帮助，包括但不限于各种车房、奢侈品、首饰。被告目前在曼哈顿中心的房子，也是成柏林购买赠予的。敢问胁迫体现在哪里？只言片语吗？还是说，根本就是同流合污呢？”
冯奉春微微一笑，面向陪审团：
“这恰恰证明了成柏林的心虚，试图通过金钱让我的当事人‘闭嘴’。我们不得不思考一个问题：柏林先生为什么要给我当事人如此多的财富？他是在表达爱意，还是在掩饰他对我当时人的控制和威胁？他用金钱让她成为自己的工具，而不是独立的个体，因为我的当事人明白，拒绝可能会引发更严重的后果。”
根据成娜方爆出的另一桩谋杀案，警方联系了美国当地，在准备和法国方交涉时，忽然传来一个不妙的消息。
全英自杀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