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88章 我们需要的是厨师：找猎头公司
好气哦。
这要是放在霸总文里，主角哪里能受这种窝囊气。
霸总绝对会大手一挥，买了！
然后第二天（不要考虑并购企业的流程需要时间问题，关键是霸总的面儿不能跌），霸总就趾高气昂地走到昨天还对自己叽叽歪歪各种看不上的高管面前：“公司是我的了，你被开除了。”
嗯，打脸套路简单粗暴不带脑，但确实很爽啊！
可惜人家日企是长脑子的，不会配合霸总走剧情。
况且人家家大业大，有技术有市场，又不缺三瓜两枣，干嘛要卖掉自己前景良好的业务线？
所以，幻想只能是幻想，爽不过三秒。
要解决问题，还得想办法。
上了车以后，郑功成才小声说话：“其实我估计日本公司也不会转让生产线，哪怕他们建新的生产线，也不会轻易转让旧的。”
见车上所有人都看着他，准博士有点紧张，清清嗓子解释道，“因为最早在70年代，日本是从美国引进的技术，夏普卖的是RCA公司的LCD技术，日本精工是从美国人弗格森手上买的TN-LCD技术。到了1990年，日本在TFT液晶面板上，占了全球份额的90%。”
偷家成功的人，怎么可能让别人偷家？
方书记微微蹙额，有点头疼：“这真有点麻烦了。”
她下意识地看王潇。
后者毫不犹豫地重申立场：“合资没有意义，我们会丢了国内的市场，而且不会拿到任何核心技术。就跟彩色显像管一样。”
方书记陷入沉默。
领导不发话，老板也不吭声，旅游大巴直接陷入沉默。
最后还是郑功成打破了沉寂。
他带着点儿犹豫：“其实，非得搞液晶面板吗？在这方面，我觉得我们已经落后了，不如干脆放弃它，想办法弯道超车。”
方书记往前倾，做出了倾听的姿态：“你说的弯道超车是什么意思？”
“我的意思是不做液晶屏，这个日本已经占据全球市场了，我们国家技术基础太薄弱，相关人才储备也不足，很难赶上更别说突破。”
王潇是急性子，催促道：“那你说的弯道超车，是靠什么超车？”
“有机发光二极管，这是个新技术。像LCD，它需要背光，但是这个不需要，因为它自发光。”
郑功成叨叨叨说了半天，一车子就没几个听明白这玩意儿的工作原理的。
大家只捕捉到了几个关键词，就是这技术70年代后期才出现，80年代后期才表现出可以商用的潜质。
郑功成读博的日本工业大学，1987年，研究人员制造了全球第一个有机发光二极管器件。他也是偶然了解这个领域之后，才产生兴趣，认为它大有可作为。
在他看来，华夏与其现在跟在日本屁股后面追液晶面板，不如另辟蹊径，直接死磕有机发光二极管。
王潇让他多说点这方面的知识。
听着听着，王总忍不住冒了一句：“你说的不会是OLED 吧？”
郑功成楞了一下，点点头：“organic light emitting diode，英文缩写确实是OLED。”
王潇瞬间生出了一种诡异的荒谬感。
OLED 屏幕是什么？哎，她一天天幻想着能玩的智能手机，用的就是OLED 屏。
没想到现在就有这技术了。
她一直以为OLED起码到千禧年之后才有人研究。
方书记略有些好奇地看王潇：“王总，你知道这技术？”
王潇无所解释，只能现场胡诌：“看过点儿资料，了解不多。”
方书记来劲了：“那你觉得咱们直接搞这个行吗？这个大家起跑线相差不远。”
王潇想了想，先点头又摇头。
“搞OLED 研究是应该的，但是液晶面板咱们也不能丢下。”
郑功成下意识地想为自己的推荐辩解：“从发展前景来看，OLED 屏幕很有可能会取代液晶面板。就好像现在液晶面板会取代彩色显像管技术一样。”
王潇摆摆手：“后者是板上钉钉，就看液晶板生产成本跑赢彩色显像管。但是前者，它只是可能，谁也没办法预料它的后一步发展。”
“眼下，液晶屏已经发展的非常成熟了，IBM-700C用它，Windows3.1操作系统也用彩色显示器，市场大趋势是这么走。如果我们生产不出来液晶板，那么就只能进口。如果人家不让我们进口，完全封锁，那么这一整个产业我们都没办法进场。”
“所以哪怕我们落后了，我们还是要赶，因为必须得入场。”
郑功成提前给他们打预防针：“估计日本企业肯转让技术生产线的，基本上没有。这事儿，很难很难。”
王潇也头疼。
这世上，有的时候痛苦源自于没钱花。
但有的时候，更大的痛苦是你捧着钱也花不出去。
那是一种不知道该怎么办的绝望。
伊万诺夫看她愁眉苦脸，努力活跃气氛：“嘿，再找找看，日本也不是只有一家企业生产液晶屏，只有一条生产线，说不定他们不同意，换一家，就同意了呢。”
方书记也努力打起精神来，询问道：“还有哪些企业啊？做这个行当的企业，有哪些？”
“日本旭硝子和电气硝子做液晶屏的玻璃基板。”
角落里传出个沉静的声音，是吴浩宇。
这一趟工厂之行，他出奇的沉默，基本不说话。
此刻，他像背书一样，一条一条慢条斯理地念出来：“尼康和佳能做扫描式和步进式曝光机，安内华做的是干法刻蚀设备……”
伊万诺夫想磨牙了，他虽然听不懂汉语，但他得承认这小子说话声音挺好听。
如果不是看在钱以及未来发展的面子上，伊万诺夫高低得阴阳怪气两句。
此时此刻，他只关心：“下一家我们该找谁谈？”
吴浩宇没看他，自顾自地往下说：“新建的生产线基本都在日本，日本正在快速形成平板制造供应链里，完整的上下游配套体系。”
伊万诺夫眨巴眼睛，又重复了遍问题，但是吴浩宇仍然没理睬他。
还是王潇抬手看了眼表，转移了话题：“今天太累了，先吃饭吧，吃过饭再想，我脑子现在已经是浆糊了。”
方书记没意见。
她同样疲惫不堪，需要静下来好好思考。
此时华灯初上，方书记看着车窗外的机场，突然间冒出句疑问：“日本的机场是不是晚上不能待啊？”
她的秘书赶紧回答：“是，晚上12点以后就不能待了。他们晚上好像不开飞机。”
大家今天都疲倦得很，尤其吵了半天没吵出个好结果来，更让人心累。
现在领导主动转移话题，给大家换脑子，众人都积极配合，跟着你一言我一语：“想不到日本人呢这么怕死，晚上都不开飞机。他们以前可是很猛的啊。”
吴浩宇的同事陈彬，也就是那位卷发小哥笑了起来：“不是，其他机场是24小时开放的。成田机场是没跟这边的居民谈好，本地居民嫌弃机场影响了他们的正常生活，不愿意配合搬迁。机场抗不过他们，到现在，建设都没完工。晚上也不好再起航，周围居民会抗议的。”
从国内来的公务员们都瞪大了眼睛，感觉不可思议。
日本人的觉悟这么低？建国际机场这么大的事，大家不敲锣打鼓庆祝不说，还不配合！
王潇暗自在心中发笑，这是因为大规模基建还没开始，否则叫你们见识何为钉子户。
人家机场原住民为什么要配合？你机场挣再多的钱又不会给我，相反的，我的生活还要被干扰。
我凭什么要有这么高的觉悟？
跟着方书记一道来考察的干部叹气：“看来日本人嘴上讲看重集体主义，实际上资本主义还是资本主义，看重的是个人利益。”
他还cue王潇，“王总啊，不像我们啊，搞机场，老百姓举手支持。”
王潇在心里翻了个白眼，笑而不语。
方书记替她说话：“那也是因为商贸城让周围老百姓都实打实得到好处了。”
有这么个话题打岔，等大巴车开回大使馆，起码车上的人下车时，脸上都挂着盈盈的笑意。
特地出来迎接的彭大使笑道：“看样子，今天谈的很不错啊。”
方书记连连摇头，一言难尽：“别提了，谈不下去，日本厂只想合资在华夏建厂，不肯卖生产线。”
彭大使随口应道：“那就合资好了，正好引进外资嘛。”
他的想法很正常，因为现在国内主流就是这个方向。国家底子薄，没钱，能充分利用外资，再好不过了。
而日资正是国内招商引资的主要渠道之一。
方书记摇头：“这个不行，人家要我们的市场，核心技术却不会给我们的。”
大家一边说话一边往里面走。
使馆餐厅早准备好了接待宴，是中餐和日料的结合。
天太热了，在外面跑了这么久，王潇也没什么胃口，对鳗鱼饭敬谢不敏，只就着凉拌小菜吃汤饭。
虽然老话讲，食不言寝不语；但那是自家人自己吃饭。
你一商人，跟政府官员一起吃饭，这么多人，要是不说话，反而奇怪。
所以，中途，王潇被cue到了：“我们王总在想什么呢？”
王潇抬头看吴浩宇：“把你在大巴车上说的那些企业各自生产哪些部分再说一遍。”
她眼睛直直看着吴浩宇，后者心跳都漏拍了，一阵慌乱之后，才声音发涩，跟背书一样重复：“日本旭硝子和电气硝子做液晶屏的玻璃基板。……”
等他落下最后一个音节，王潇立刻抛弃了他，目光灼灼地看向郑功成：“你之前说液晶屏行业的特点是什么来着？”
郑功成比吴浩宇更茫然，干巴巴道：“好多啊，它有很多行业特点。”
嗓子都要说干的。
可资本家哪有那么多同情心，王潇冷酷地提要求：“全部说一遍。”
从她开口起，整个餐厅都像是被按下了暂停键，安静得简直落针可闻。
空气里，飘荡着郑功成干巴巴的背书声：“液晶面板是高度标准化的产品……”
王潇竖着耳朵倾听，微微蹙额。
伊万诺夫也放下了和筷子的斗争，睁大眼睛盯着她，直到郑功成背完了，见她还是久久没反应，他才试探着问：“王，怎么了？”
王潇脸上浮出困惑的神色：“我刚才好像闪过了个想法，但是我没抓住，我不知道是什么。”
伊万诺夫正想开口安慰她，放松点儿。
别忘了他们经常挂在嘴边的话，没有任何一位屠夫，都不会影响大家吃肉的。
王潇却突然间将目光转向那几位科学家，有俄罗斯的，也有华夏的：“诸位，你们认为液晶面板的核心是什么？”
她怕自己说的过于含糊，又补充道，“入场的企业，想要成功，关键是什么？”
科学家们还没表态，郑功成先发话了：“成本，液晶板是高度标准化产品，张家做的和李家做的，只要规格一样，就基本没什么区别，谁输谁赢，看他们哪家价格低，哪家能稳定供货。”
他说的不是什么秘密，是业界的共识，是所有人都知道的常识。
日本企业是如何在液晶板上第一次站住脚的？不就是夏普把计算器的价格打到了4美元嚒。
瞬间就能垄断整个市场。
今天的日厂愿意去华夏合资办厂，一方面是为了方便拿下市场，另一方面也是靠这种模式维持大规模生产，来降低生产成本。
王潇重复了两个：“成本，标准化。”
伊万诺夫听不懂汉语，只能依靠保镖帮忙翻译。
但大概是因为保镖翻译的过于模糊，让他忍不住嘟囔了句：“怎么感觉说的跟预制菜，炒菜机器人一样？”
大规模的制作预制菜，可以节约成本。至于标准化，厨师每一次烧出菜味道都不尽相同；但是王所描述的炒菜机器人，是按照标准步骤来的，所以每一次的成品都一样。
他这话牛头不对马嘴。
在场能听懂俄语的，包括保镖们都想扶额。
老板，你这个话题跳的有点远。
然而王潇却兴奋地大喊：“对！就是炒菜！伊万诺夫，你实在太棒了，我爱死你了！”
伊万诺夫完全没跟上她的脑回路，不明白她兴奋的点究竟在哪里。
但是，这丝毫不妨碍他立刻含情脉脉地告白：“当然，你是我唯一的玫瑰，王，我永远爱你。”
啧啧，就他，也好意思装小王子那套。
保镖和助理们集体在心中腹诽男老板。
幸亏他们的女老板不吃这一套，不然大家可真担心高薪工作会长久不了。
王潇素来把他没营养的废话当耳旁风，直接跳过，兴奋地阐述：“同志们，告诉我，生产液晶面板的设备，是液晶板厂自己生产的吗？”
当然不是。
这个问题连方书记都能回答，任何一家工厂都是购买设备。不管纺织厂还是钢铁厂，生产设备那都是机械厂的事。
“液晶板生产需要的面料是自己生产的吗？”
这个问题，大家也能轻松给出答案。非也非也，纺织厂不自己种棉花，服装厂也不自己织布，大家各司其职。
王潇难言亢奋的情绪：“那么，现在告诉我，这些都是由外部提供的情况下，谁来决定液晶板的生产状况？”
这次回答她的是来自圣彼得堡的科学家萨哈罗夫：“工程师。”
他解释了句，“车间已经近乎于全自动操作，工人能起的作用极为有限，关键还是看工程师。”
这回是陈彬喊出了声：“技术进步靠的就是工程师和工人。”
啊哈，他记得很清楚，是中华料理店，王总说了，科学发展也许靠的是科学家，但技术进步肯定是工程师和工人的功劳。
王潇追着问：“韩国的三星虽然一直在亏损，他们是怎么进入液晶屏赛道的？”
这个伊万诺夫知道答案，王之前说过。
但是，悲伤的事情发生了，伊万诺夫需要经过一次语言翻译，才能回答。
这个时间差，让他被人抢了先。
吴浩宇沉声道：“三星在日本建了研究机构，聘请了很多失业的日本工程师。”
话题进展到这一步，所有人都知道答案了。
引进什么生产线啊！
人，工程师才是关键。
因为技术的载体看似是生产设备和各种图纸资料，但说白了，技术最核心的载体永远是人啊！
王潇开始从商业的角度捋思路。
已知设备供应商和材料供应商都是相对固定的，二者皆可买，人家也想卖。
液晶面板的技术不是做材料和设备，而是把这些设备组合起来，用高效率和低成本把材料做成市场需要的液晶面板产品。
伊万诺夫说的炒菜也没错，因为这就是一个标准厨房，厨房里的锅碗瓢盆都是买的，各种菜蔬和调料也是买的，但是菜做的好不好吃，得看厨师的功力。
助理能拿高薪，是因为助理特别有眼力劲儿，知道随时满足老板的需求。
其他人还在看王潇冥想（发呆）的时候，助理已经帮老板拿来了纸笔，方便老板取用。
王潇抓起笔来，画了示意图：“设备材料都是外购，建厂、开发产品、量产以及品控全部通过招聘工程师解决。”
她抬头示意伊万诺夫看：“可以吗？”
换成商业思维，对技术祛了魅，伊万诺夫就觉得没任何问题了：“OK，就这么来。”
他是没指望靠这个直接挣钱，他接受王潇投名状的逻辑。
就好像他在俄罗斯一座接一座的建农场，同样也没想过做农业发财啊。
但是他不接受花钱打水漂，所有砸进去的钱必须要有自己的回报方式，经济也好，政治也罢，社会好感度也行；总之钱多从来都不会代表人傻。
金主的话语权最大，金主说OK，连方书记都没二话。
虽然她也怀疑真的能靠招募工程师获得液晶屏的全套技术吗？
但一来政府掏不出这笔钱来，二来人家日本人不肯卖生产线，他们也不能把枪抵在人家脑门上逼着人家卖；那就只能先这么来了。
长春研究所的专家倒是挺乐观的：“既然韩国也是靠招日本工程师入的行，那我们也可以嘛。日本人能反对建机场，可见同样不是铁板一块。”
这话有点儿绕。
说白了就是，液晶屏日企不愿意卖自己的技术；可是掌握了技术的工程师并不意味着他们始终跟企业一条心啊。
人往高处走，水往低处流，谁还不想靠着自己的技术把日子过得更好点儿呢。
长春所的研究员挺乐观的，因为他看新闻说了，日本近年来遭受了经济打击，尤其是股票跌得厉害，造成了不少悲剧。
这种背景下，大家肯定更想挣钱，哪怕漂洋过海也不在乎。
可惜大使给了他一击，摇头表示：“影响没那么大，日本的股票绝大部分被保险公司、退休年金金库以及银行和金库持有，个人持有的股票不到总额的25%，91%以上的居民都不投资股票。再说大家也不是靠借高利贷卖股票的，盈亏自负，亏了也能接受。”
研究员颇为失望：“这样啊。”
那真是麻烦了。
人家没那么多困难，又怎么愿意跑到华夏去呢。
即便同在一个国家，当年那些支边知青明明在边疆工资不低，还有好多人提了干；但知青大回城政策一下达，大家便集体什么都丢下了，死也要回大城市。
何况现在的华夏和日本呢。
现在的日本有多发达？全世界都在学日语。它代表着未来。
它的飞速发展，让欧美等老牌发达国家都陷入了深深的恐惧。
人人都想来日本，谁又会愿意离开？
大使馆的同志更不看好，他们太了解两个国家的发展差距了。甚至就在今年五月份的时候，他们还处理了一起荒唐的案件，西安经委帮助蛇头弄虚作假，搞了个借出国考察之名，行偷渡之实。（注①）
王潇认为这不是事儿，起码不是老板的事儿。
海外招聘工程师，交给国际猎头公司好了。
她这么一说，直接听傻了半个餐厅的人。
从国内来的官员们一个比一个迷瞪眼儿，啥叫猎头公司？打猎的？
在场的人里头，陈彬年纪最小，最扛不住事儿。
领导这么一发问，他居然噗嗤笑出声了。
见所有人的视线“刷”的一下落自己脸上，他慌忙找补：“也，也算。不过猎的对象是人。”
眼看他越解释越歪，他的同事吴浩宇开口拯救他了，“猎头公司相当于一个中介公司，帮助个人找到更好更合适的工作岗位。”
哦，这个国内来的领导能理解了：“哦，就是职业介绍所吧。”
陈彬下意识道：“不，不是一回事儿。是……哎哟喂……”
他的目光再度求助地看向吴浩宇。结果后者一时半会儿，也不晓得该怎么描述猎头公司和职业介绍所的区别。
最后还是王潇帮忙说了句：“猎头公司主要为招人的单位服务。职业介绍所为找不到工作的人服务，猎头公司瞄准的对象是不愁找不到工作的人。或者，可简陋地理解成，个人在骑驴找马过程中，那个帮着找到马的人。”
“哎哟——”跟着方书记一道来考察的一位局长脱口而出，“这不就是吃着碗里瞧着锅里嘛。”
啧，不管是吃着碗里瞧着锅里还是骑驴找马，都不是好话。
1993年，国内的主流思维还是以单位为家，一个窝呆一辈子不挪的。
方书记笑道：“人往高处走，正常的，不找马不瞧着锅里，人才又怎么流动呢？流水不腐户枢不蠹，人才流动才能进步嘛。”
两句俗语给了她很大的信心。
是啊，人都是想动的。
华夏经济发展虽然比不上日本，但也有自己的优势，否则日资也不会想去华夏投资了。
其他人跟着附和，确实，总会有人想去的。
可惜体制内的人会看眉眼高低，科学家却很容易一根筋。
伊万诺夫带来的一位物理学家就突兀地冒出了一句：“如果他们都不想去华夏，那该怎么办？”
这实在太有可能发生了。
谁会习惯了繁华发达的日本都市生活后，还跑去发展尚且不如俄罗斯的华夏呢？
他们这些俄罗斯科学家实在没办法，才退而求其次给自己另寻出路的。
如果不是美国人给的报酬太低，上帝啊，可恶的美国佬只打算出相当于七位美国高级研究员的年薪，来让他们俄罗斯研究院最好的研究所集体干一年的活！
他们无法接受，才愿意跟着伊万诺夫跑这趟东京，而后去华夏工作的。
否则，No！
实话最伤人。
原本乐呵呵的华夏官员们，听了翻译的转述后，瞬间尴尬不已。
连伊万诺夫这个外国人都想捂住同胞的嘴。
上帝啊，嘴唇的存在是为了让你知道什么时候该说话，什么时候不该说话的。
但这也是他的担忧，招不到工程师怎么办？
王潇微微一笑：“这是猎头公司的任务，让不想换工作的人心甘情愿地换工作，才是他们的价值之所在。”
不然金主是吃饱了撑的轻易掏荷包吗？
猎头公司常规收费标准是“猎物”20%-40%的年薪，而他们的年薪普遍在30万美金以上。
10来万美金，哪有那么好挣。
作者有话说：
文中提到的西安经委案件，参考资料为1994年02期《中国监察》上文章《大“偷渡”的背后──西安市经委弄虚作假组团出国案纪实》
荒唐！23人官方偷渡日本案——西安市经委弄虚作假组团出国案纪实》，作者李化常。这个案件也侧面反应了，90年代国内商业环境的混乱，裁判都要忙着自己挣钱的时候，不乱才怪。
来自日本的加急电报
加急！加急！1993年5月20日，中华人民共和国驻日本大使馆向外交部发来一份加急电报，向国内报告：西安市服装业访R国考察团一行25人中的23名福建人集体出走，只剩下西安市外办翻译陈××和“搭车”出访的亚细亚服装有限公司总经理之妻周××。
我驻日本使馆报告的一伙偷渡者却是持真护照、假身份的出境人。此时23名偷渡者正游弋于日本庆幸钱没白花，美梦成真。
中国西安。组团者像热锅上的蚂蚁，惊恐不知所措，但谁也无回天之力，急得口干舌燥……
中国北京。有关方面为之震惊，发出了“必须严肃查处”的指令。中纪委监察部立即组织力量奔赴西安，在各方配合下，经过一番
调查，这曲集体“大偷渡”的闹剧终于暴露无遗。
“交易”初始
福建“蛇头”张超群在西安经营一家木器厂，经人介绍结识了西安市经委主任赵景章。1993年2月中旬，张找到赵景章。
“赵主任”，张递上一支香烟，又用打火机凑上去点着，然后才说，“一批福建乡镇企业人员想出国考察，您能不能帮助组团”张看到赵略有犹豫，马上又补上一句，“帮助组团收取费用，现在不少单位都采取这种办法创收。”
3月2日，市经委小会议室。赵景章最后作拍板式总结发言：大家谈得都有道理，但是过分的谨慎也是保守。先“试办”一期，为了机关创收，可收取费用。就这么定了。
原来这是一次经委的党组会，研究为福建人组团问题。与会人员一致认为，对福建人的情况不了解，贸然组团有风险。可是作为党组书记的赵景章打着为机关创收的旗号坚持先“试办”一期，别人还能说什么呢？
会后，赵景章将企管处副处长梁红叫来：“组团的事党组已通过，具体事项由你负责办理。”
权钱成交
一朝权在手，便把令来行。梁红得令以后10天，以个人名义代表市经委与“蛇头”们签订了组团合约。我们先看一下合约的内容，大概就一目了然。
合约
甲方：西安市经委代表：梁红
乙方：闽长乐金峰代表：陈雪芳、高宪官
为赴日本考察一事，乙方委托甲方办理申请有关手续，经双方诚恳协商，特定如下合约：
一、甲方为乙方办理赴日本考察手续，每人收取费用和押金人民币六万壹仟柒佰元整。
二、乙方向甲方报名时，预交人民币伍万元整，另贰拾伍万元以双方名义存入西安市地方银行。
四、从1993年3月20日起25天内，甲方为乙方办妥全部考察人员护照签证手续后，由乙方将护照签证正本或影印件带回，3天后将余下费用及押金（计人民币99.570万元）再次存入西安市地方银行。
五、……乙方考察人员由甲方赴R国考察团长的带领下登机并顺利入境到达日本3—5天后，乙方即将全部款项正式移存甲方银行户头。
真是不看不知道，一看不言自明，这是一桩典型的权钱交易。市经委的赵景章可能自以为得益不小。其实自梁红分别以西安市经委和西安市企业家协会的名义给“蛇头”们出具委托代办赴日本学习考察的函件后，“蛇头”们在长乐县等地招募农民、职工、教师、停薪留职人员共23人，向每人收费4万至14万元不等，总计收取人民币200余万元，给市经委的钱只是一部分。
为钱作假
依据那份合约，梁红开始办理手续。
梁红在指派本处的一位同志起草《关于派团赴日本进行学习、考察的请示》时，对于请示所附名单中的23名福建人亲自授意：“把这些人写成西安市亚细亚服装有限公司的管理和技术人员。”一份假借名义、假借身份的假报告就这样形成了。
在家主持工作的市外办副主任董智，收到请示的第二天即批示“同意”。原来在此之前梁红已与董进行了联系，讲明市经委向外办支付组团“费用”。董智又亲自将联系日本邀请和担保事宜交代给外办所属的外事服务中心经理办理。
一切进行得很顺利，甚至出现了难得的高效率。市外办涉外处领事工作人员戴某等，在没有《出国任务批件》、《行政审批件》《安全教育件》等必备件的情况下，以“急案急办”的精神赶制了护照，戴自作主张将护照类别定为“公务护照”。知情的董智接着再大方地将自己的大名签到了这些护照上。
市外办主任邓友民出访归来，听说了市经委组团成员复杂。本来这场假戏可以被罅，错误还有机会被纠正，可事实呢？
邓派人作了了解。在给他的书面报告上写着：“据梁红讲，团中16人是在西安工作2年以上的福建人，有6人在福建……”按照规定，6人以上出国团组需市政府审批，政审件需向组织部门备案。在这些手续都没有的情况下，邓友民却仍在报告上批示：“在西安办厂的福建16人可以办；另外6人鉴于同属一个单位，要严格政审。做好整个团的出访组织工作。”并指示戴某：“可以发护照，政审备案件以后补。”
也有人曾坚持原则。然而原则在权力面前却形同虚设。在经委政审时，梁红向政工处要求，给团组人员填政审表，出具政审批件。政工处发现这不符合规定，拒绝了梁的要求。梁红并不就此罢休，她找到本处借调人员杨××交代了一番。又一份假材料形成了：杨与张超群和另一名福建人填写了团组23人的政审表，编造了23人的简历和政治表现，还颇费心思地将这23人的籍贯分别编造为陕西、西安、河南等。赵景章拿起政审材料，举笔签上了大名，指示政工处盖上公章，出具了政审批件。
5月8日，“考察团”员们顺利地领到了护照，至此权钱交易的买卖基本完成。
执迷不悟
“考察团”5月9日下午5点抵达日本。
当日晚11时，西安。“叮铃铃，电话铃打破了梁红家的安静，正待就寝的梁红漫不经心地提起听筒。那边传来乙方代表陈雪芳的声音：梁处长，考察团员不愿参加次日安排的活动，请你给陈××做做工作吧。随着对方电话挂断的“笃笃”声，梁红的心跳陡然加快。她觉出了里边的异常。
不一会儿，陈雪芳、高宪官等4人从台湾酒店来到梁红家，陈雪芳安排其余3人在门外等候，她一人进了门。陈说，这些娃可能不回来了。梁红确实急了。她一面要求陈不能离开，一面让她丈夫告诉门外等候的3人回酒店把身份证送来。这3人却再也没有露面。
5月10日晚，梁红亲自将陈雪芳送上火车离西安而去。临走时陈雪芳给梁的女儿留下一条金项链，作为梁红借给她的1000元旅费的抵押。为什么先将陈雪芳扣留，继而又亲自送走？据梁红讲，是陈“犯了心脏病”。
5月11日下午，赵景章办公室。气氛沉闷，烟雾缭绕。外事服务中心经理向赵景章、梁红、董智转告了陈××从日本打来电话的内容：10日上午团中23名福建人集体“请假”外出“探亲访友”，只剩下陈××、周×X二人。
怎么办？赵景章埋在沙发里的身子动了动，缓缓地表了态：再等一等，看一看吧。
市外办方面。正在住院的邓友民得知“考察团”成员出走的消息后，“处乱不惊”，颇为沉稳地作了指示：情况不明，多做工作，不激化矛盾，先不报我驻日本使馆和日本警方，注意安全。
5月20日我驻日本使馆向国内报告后，邓友民，赵景章才分别于21日、25日向市领导报告。
可是这时采取补救措施时机已经丧失！
为谁“创收”
赵景章与“蛇头”们沆瀣一气，是打着为机关创收的名义进行的，而实际他们又是在为谁创收呢？
5月7日晚，张超群和陈雪芳叩开了梁红的家门，交付出国人员押金。按照合约规定，每人押金是2.5万元，可不知是什么原因，押金减成了2万元。“蛇头”也投桃报李，当即将15.44万元现金和32万元的汇票一起交给梁红：“梁处长，这些钱除了押金外，有三万五千元是您个人的辛苦费，望笑纳。”梁红含笑收下了。
接着，张超群又到了赵景章家。
屁股还没坐热，从包里掏出5万元现金。当调查组找赵景章核实此事时，赵说：“这笔钱是张超群委托我代办赴加拿大、美国的手续费。”“我多次催过张超群，让他把钱取回去，但他一直也没来取。于是我就让我爱人和女儿把钱存到银行里去了。”
5月14日，“蛇头”陈寿平由福建给梁红的丈夫用挂号信寄来一张汇票，数额10万元，并事先打电话向梁红致谢。事发后，梁红于27日将挂号信（内装汇票）交给了调查组。
赵景章和梁红被开除党籍、撤销行政职务；
邓友民受到党内严重警告、行政降级处分；董智被撤销党内外职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