顺德太后指尖轻轻摩挲着袖口上绣旧的缠枝莲纹样，暗自思忖：“大宋皇帝既耽声色，又好纳诸邦宗女。我为高丽太后，身份固在，若得其一二垂青，便可于后宫立足。待他日觅得良机，为我李氏族人进言，纵不能全护，亦当保全些许血脉，或可使李氏于大宋复立根基。”

　　她身边的妹妹延德宫主，前王楷王后，也跟着点头，低声接话：“姐姐所言甚是。我等同入大宋皇帝陛下后宫，彼此相援，若能得陛下眷顾，我李氏或有复兴之机也。”

　　她又想起自己的那个小丈夫、小外甥、那个自己养大的小男人，暗想，‘若有机会，我当将他救出来……’

　　而那些为自己打算的仁川李氏之女，也都在想着她们到底如何表现，才能得到赵俣的喜爱。

　　至于拓氏，则看着舱外波澜不惊的海面，想起自己嫁入李家后虽享富贵，却因为老夫少妻而缺少了应有的夫妻生活，如今换个男人，自己能不能当一个真正的女人？

　　这些亡国之女的心思虽各不相同，但千里奔赴大宋，进入赵俣后宫，终究成了无法改变的定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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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几日后，高丽俘虏和财物尽数被押解到了大宋。

　　大宋方面举行了盛大的告庙典礼。

　　王楷也代表高丽，正式向赵俣献上了降书和国玺。

　　赵俣根据大臣的建议，将高丽除名，改为箕地，其北部地区改名汉四郡，即：乐浪郡、玄菟郡、真番郡、临屯郡。使其彻底并入大宋的版图。

　　赵俣又下了三道圣旨：

　　第一道圣旨是，大宋的科举快开始了，允许整个箕地（包括箕地南方地区）的人前来参加科举，这次不分高丽贵族、高丽平民、高丽奴婢，只要是愿意接受大宋制度的人，一律可以参考，不过有一点，那就是参考的人，全部都要来大宋应试，当然，一切费用皆由朝廷来出。

　　——赵俣这是要让这些将来参与箕地治理的高丽人，好好领略一下大宋的文化，对大宋生出向往，最好生出归属感。

　　第二道圣旨是，废除高丽文字（也就是吏读文字），以及推行留头发，改穿大宋的衣服。

　　这没什么可说的，要让一块土地真正纳入版图、成为固有领土，关键得彻底废除当地的文字、清除其文化根基。

　　因为文字是文明的基石，文化是族群认同的灵魂。只要这两样还在，当地人就有精神上的归属感，很难真正从心底臣服。

　　所以，征服者要是做不到消灭对方的文字、断绝其习俗，最终只会面临两种结果：要么被被征服者的文化同化，要么被对方推翻赶走。

　　从前我们中原地区，曾先后被女真、蒙古统治，但汉字始终没有断绝，华夏文明的体系也深深扎根在人们心中。无论哪个民族掌权，最终不是被华夏文化同化，就是被民众推翻，从来没有谁能彻底让华夏族群臣服，这就是最明显的证明。

　　说到底，统治的核心，是要让被统治者在精神和情感上都真心归顺。

　　从古到今，没有例外。

　　看看历史上那些成功的长期统治，必然是先废除当地文字，让被统治的族群失去历史记忆、断绝文化根脉，再用统治者的文明和教化去渗透，这样才能实现长治久安。

　　这么说吧，打败高丽，掠夺高丽的财物、夺取物资，这些都容易做到；但要是想让高丽真正变成箕地，彻底归入大宋的版图，绝不是短时间内能完成的事。

　　当然，高丽的官方文字也是汉字，这能让赵俣君臣省不少力气。但那些独属于高丽的文字和文化还是要废除的。

　　第三道圣旨就是，废除箕地的所有货币，在箕地全面推行大宋的货币。

　　统治一个地区的标志有很多，其中掌控货币发行权，无疑是最核心的一项。

　　一旦攥住某个地区的货币发行权，就等于握住了它的经济命脉：当地商品贸易的定价规则会被左右，工业发展该往哪个方向走、重点发展什么也会被主导，就连政府的财政税收规模、军事与国防的开支调配，最终都将受其牵制。

　　换句话说，从某种层面看，控制了一个地区的货币，差不多就等同于实际控制了这片土地；若是能掌控全世界的货币，那便相当于掌控了整个世界。

　　事实上，针对如何治理高丽，赵俣君臣还制定了不少配套政策。但所有政策的落脚点都只有一个——那就是让高丽彻底褪去原有属性，完完全全变成大宋的箕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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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74章 留三分贪财好色，以防与世俗格格不入

　　…

　　高丽的中枢系统已经被一网打尽了，高丽的王室、宗室以及开京的高丽贵族全都被押解到了东京汴梁城。

　　明眼人全都能看得出来，打着解放高丽奴婢旗号的大宋，是不可能恢复高丽王室的统治的。

　　可还是有人对此一点觉悟都没有。

　　其中最典型的例子就是金富轼。

　　他到了东京汴梁城后，就让王楷给赵俣上书，表示只要大宋愿意让高丽复国，高丽就愿意成为大宋的藩属国，愿意对大宋年年进贡岁岁来朝。

　　他还提出，如今开京城被连锅端掉，失去了高丽朝廷的统治，高丽必将天下大乱、群雄并起，短时间内难以平定，只有将王楷君臣放回去，高丽才能在最短时间内恢复秩序。

　　到那时，高丽就会像之前全力支持金国那样全力支持大宋，这样一来，大宋就能立即对金国发起总攻，消灭大宋最大的心腹大患。

　　老实说，金富轼的观点是能站得住脚的。

　　站在大宋的角度来看，金富轼的提议确实戳中了当下战事的痛点，具备短期推行的可行性。

　　眼下宋金鏖战正酣，若再分兵驻守高丽、平定高丽地方叛乱、收复高丽地区，必然会牵扯大宋的大量兵力。

　　高丽半岛山地纵横，贵族、部族势力盘根错节，关键，高丽的中枢被大宋打掉了，那些原本依附高丽王室的旧部或地方豪强极可能割据自立，届时大宋不仅要派驻更多兵力维持秩序，还需从内地调运粮草、军械支援，这对本就因常年对金作战而紧张的大宋国库而言，无疑是雪上加霜。

　　而若让王楷君臣复国，并成为大宋藩属国，短期好处显而易见。

　　其一，无需大宋耗费人力平定高丽乱象，王楷作为旧主，能最快收拢民心、稳定地方秩序，大宋只需像金国一样，派驻少量使臣军队监国即可；

　　其二，高丽可即刻转化为抗金助力，按照金富轼所言，高丽既能提供粮草辎重，还能动员本土兵力从东部牵制金军，这就是此消彼长。

　　其三，此举可树立大宋“怀柔远邦”的形象，让周边的草原游牧部落、东北渔猎部落及日本看到大宋对藩属国的包容，削弱金国在东亚的影响力，间接瓦解金国的盟友体系。

　　可话又说回来，若是跳出短期战事的局限，大宋若坚持解放高丽奴婢的初衷，彻底将高丽纳入大宋的版图直接统辖，其长远优势远非让高丽成为大宋的藩属国可比。

　　首先，高丽半岛物产丰饶，不仅有水稻、棉花等农业资源，还有铁矿、硫磺等战略物资，将其设为大宋郡县，可直接纳入国家赋税体系，为对金作战提供源源不断的物资支撑，而非依赖藩属国“看心情”的进贡；

　　其次，高丽的这些旧贵族此前长期依附金国，即便复国后表面臣服大宋，骨子里仍可能与金国暗通款曲，而直接统辖可通过选派大宋官员、推行科举制度，培养忠于大宋的本土势力，从根源上杜绝“两面派”隐患；

　　再者，高丽地处东亚海上交通要冲，控制高丽后，大宋海军可依托其港口建立基地，北可威慑金国辽东腹地，东可掌控日本、朝鲜半岛的海上贸易，形成对金国的海陆合围之势，彻底扭转宋金战争的战略格局。

　　更重要的是，解放奴婢本就是大宋出兵高丽的旗帜，若为短期利益妥协、恢复旧高丽王室的统治，无异于失信于高丽平民和高丽奴婢。

　　——那些被压迫数百年的奴婢，本已看到摆脱奴役的希望，一旦旧高丽王室回归，他们极可能再度陷入水深火热，届时大宋不仅会失去高丽民心，还会让“仁政”的旗号沦为空谈，反而给金国留下“大宋与金国无异”的口实，动摇大宋在周边政权中的道义根基。

　　如此看来，金富轼的提议是解燃眉之急的权宜之计，而彻底统辖高丽，才是大宋长治久安、彻底击败金国的长远之策。

　　赵俣君臣对此有着清醒的认识。

　　关键，大宋在北方的战事，已经取得了优势，消灭金国，已经不是能不能的问题，而是时间的问题。

　　所以，赵俣理都不理高丽这些还妄想复国的人。

　　见赵俣都不搭理他们，金富轼等人也知道，大宋现在占尽了优势，他们高丽要是不拿出来点实实在在的好处，只怕难以让赵俣君臣回心转意。

　　于是，王楷君臣又主动表示，他们愿意将来到大宋的高丽女人，包括高丽王朝的王室之女、宗室之女全都献给赵俣，除此之外，只要大宋同意高丽复国，他们就再给赵俣献上一万名高丽美人。

　　不得不说，王楷君臣还是有点东西的，至少他们对现在的形势看得很清楚，明白当断则断。

　　再者说了，如今高丽王朝的王室之女、宗室之女以及贵族之女已经到了赵俣手上，是王楷君臣不想让她们进入赵俣的后宫就能做到的吗？

　　因此，王楷君臣莫不如忍下了这口窝囊气、主动戴好这一顶顶绿帽子。

　　这样一来，没准还能让赵俣误以为他们窝囊懦弱难成大事不会成为大宋王朝的威胁，进而放他们回高丽，或者让他们有学越王勾践卧薪尝胆的机会。

　　还有就是，靠女人保留其王朝的统治，是刻在高丽人骨子里的基因。

　　历史上，金朝建立后，迅速崛起为东北亚霸主，先后灭辽、破宋，高丽审时度势，选择以臣服换取生存空间，而进献美人则成为双方关系的重要粘合剂。

　　据《高丽史》与《金史》记载，自金太祖完颜阿骨打建国至金哀宗亡国的这119年间，高丽向金朝遣使共计194次，远超同期与南宋、西夏的交往频次。

　　这些使团并非单纯的政治朝拜，而是每次他们都携带数十名精心挑选的高丽美人，这些高丽美人或成为金朝皇室的妃嫔、贵族的姬妾，或担任宫廷侍女，以柔性方式搭建起两国沟通的桥梁。

　　这种“美人外交”在金世宗完颜雍时期达到顶峰。

　　完颜雍即位后，一改此前对高丽的强硬态度，主动遣使修复关系，双方逐渐形成“规律性遣使+固定品级使者”的制度化模式。

　　而高丽美人正是维系这套制度的隐形纽带。她们既能为金朝皇室和权贵传递高丽的善意，也能将金朝的政策动向反馈回高丽王廷。

　　在高丽美人的斡旋下，金朝甚至允许高丽在金朝的都城开设“高丽馆”，专门安置高丽使节与随行人员。

　　等到蒙古帝国崛起后，蒙古贵族对高丽女子的追捧，几乎到了攀比成风的地步。

　　蒙元的达官贵人常以拥有高丽女奴的数量与质量作为身份象征。家中女奴少、容貌差的贵族，会被同辈公开取笑。

　　这种风气直接催生了蒙古对高丽女子的大规模索取。

　　元世祖忽必烈甚至专门下旨：“高丽国处女，必先告官登记，而后许嫁”，将高丽女子的婚姻权纳入蒙元的管控范围。

　　迫于压力，高丽王廷不得不颁布政令：全国十三至十六岁的女子，一律不得擅自婚嫁，需先由官府筛选，优先供给蒙古贵族挑选。

　　这一政策引发了高丽民间的恐慌，百姓为了保护自己的女儿，纷纷将刚出生的女婴隐匿起来，邻里之间也互不透露家中有女的消息。

　　为了满足蒙古日益增长的需求，高丽王朝专门设立了两个特殊机构：“结婚都监”与“寡妇初女推考别监”。

　　前者负责筛选未婚女子，后者则四处搜寻已婚妇女、孤儿、逆贼之妻、僧人之女甚至罪犯的妻女，将她们强行纳入“供给名单”。

　　除了满足蒙古皇室与王公大臣的需求，这些女子还要被配给蒙古军人作为配偶——蒙古大军常年征战，需要稳定的家庭结构安抚军心，高丽女子便成为军属补给的重要来源。

　　更令人唏嘘的是，高丽王室与贵族对这种奉献竟形成了扭曲的荣誉感。高丽的王室之女、宗室之女及高官之女，若能被选中献给蒙元皇帝或亲王，会被视为家族的荣耀，甚至有公主因深得蒙古大汗宠爱，反过来为高丽争取到减税、免役的优待。

　　这种自上而下的配合，让高丽在蒙古的统治体系中，逐渐从被征服者转变为附属盟友，为其存续赢得了关键空间。

　　等到蒙元末期，天下大乱，红巾军起义席卷中原，其中关先生、破头潘、沙刘二率领的二十万红巾军，为切断蒙元的高丽补给线，大举进攻高丽，开启了高丽王朝的“红巾军之劫”。

　　红巾军战斗力极强，很快突破高丽防线，攻陷都城开京，高丽国王逃往安东，王朝濒临灭亡。

　　就在这生死存亡之际，高丽再次祭出“美人外交”的终极手段——他们从民间与宫廷中挑选数千名貌美的女子，送到红巾军的军营中，同时献上大量金银财宝与美酒佳肴。

　　沉迷于温柔乡的红巾军将士，迅速丧失了战斗力——将领们整日饮酒作乐，士兵们则流连于女子的陪伴，完全放松了对高丽军队的警惕。

　　高丽抓住这一机会，暗中集结残余兵力，联合地方豪强武装，趁夜对红巾军军营发起突袭。

　　毫无防备的红巾军瞬间溃败，二十万大军几乎全军覆没，关先生、沙刘二战死，破头潘被俘，高丽王朝成功收复开京，躲过了灭国之灾。

　　这场美人计的胜利，堪称高丽“美人外交”的巅峰之作——它不再是长期的政治铺垫，而是短兵相接时的致命武器，也印证了高丽对这套生存策略的极致运用。

　　高丽依靠“美人外交”存续近五百年，成为古代东北亚少有的长寿王朝。

　　而这个时期的东北亚大陆，刀光剑影与王朝更迭是时代主旋律。

　　大辽、北宋、西夏、金朝、南宋、蒙古、明朝相继画上句号，甚至就连远在中亚、欧洲的一众国家都难逃冲击。

　　唯独偏安朝鲜半岛的高丽，靠着女人，在强邻环伺的夹缝中存续近五百年。

　　可见，高丽人有多擅长靠女人保留他们的统治。

　　只可惜，赵俣根本不吃高丽人的这一套。

　　赵俣甚至觉得金富轼他们很可笑。

　　‘如今，整个箕地都将是我的了，我想要多少高丽美人没有，还用你们给我送？’

　　事实也确实如此，吴用他们可不光是将高丽王朝的王室之女、宗室之女和贵族之女全都给赵俣送了回来，他们还让人在民间收集美人，给赵俣进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