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96章 27、种子随风飘逝，一生四海为家
每到秋天，老北京们就会怀念起驯鸽飞掠青天的声音。
不仅是驯鸽，他们还会怀念陶然亭的芦花、钓鱼台的柳影、西山的虫唱、玉泉的夜月和潭柘寺的钟声。
西山红叶如晚霞红了半边天，京城天高云淡。颜宁常想，如果颜振农还在，他或许会端着茶缸，安详地坐在满是槐树落蕊的院子里。
清晨，颜宁刚醒来后不久，他就收到了申博文私下里的一个通气。
申博文说，今天吴霜一大早就把电话打到了受理报案的派出所，她四处喊着要寻找颜宁。值班民警不敢擅自做主，只得让颜宁斟酌。
“把我的手机号给她吧。”颜宁说。
没过多久，吴霜的电话就打过来了。
当时，颜宁在早市上挑秋果，他正拣着一些颗粒饱满的枣儿。
颜宁接听了电话，说道：“早上好，听说你找我？”
“请颜警官为我做主。”
颜宁撑着袋子装枣儿，他听后一愣：“你是指尾随你的那位陌生女人吗？警方已经展开调查了。长虹桥到广渠路之间有十几公里，我的同事们正日夜倒班查监控，一有结果肯定会立即通知你。”
“但是，只找到那个女人是没有意义的，她的背后另有其人，就算你们给了她15天行政拘留处罚，这件事也绝对不会结束。”
“你是知道什么内情吗？那你说说，她背后的人到底是谁？”
听着颜宁意味深长的反问，吴霜沉默了。
尽管她已经尝试过很多次演练，但还是没想到颜宁会问得如此直白。吴霜的嘴唇微张，即将把那个音节呼之欲出，可理智却控制着她的喉咙。她知道一旦向颜宁说出那个名字，很多事情都无法解释了。
在袁良心中，颜宁是一个“避之不及”的所在。
吴霜一直很清楚，别看袁良长大以后总躲着颜宁，但颜宁在他心里占据着独一无二的位置：这其中，一半是怀揣鬼胎的心虚、一半是寝食难安的愧疚。
吴霜还记得，早在颜宁高考前夕的2009年4月，袁良和颜宁曾在一片足球场里谈心。那晚，颜宁第一次说出他打算“报考中国人民公安大学”。
袁良当时非常意外，他反复确认过颜宁是否“一定要当警察”。
自从那场对话后，吴霜明显感受到了袁良的焦虑。
那还是2009年春末，吴霜还生活在三元桥读高中。在得知颜宁的职业规划后，吴霜也十分担忧，只是袁良更为担忧。
“不行，我以后不能再和他往来了，他是个定时炸弹。”袁良曾喃喃自语道。
于是那年，趁着暑假结束的尾巴，袁良故意和颜振凤吵了几句嘴，借此机会匆匆搬出了魏公村，再也不肯与他们同住。
那一年，袁良曾解释说他搬家的原因是“心虚”。
但这十年来，吴霜反倒觉得袁良搬家的原因是“愧疚”，哪怕袁良一直嘴硬不肯承认。
十年后的2019年，吴霜和袁良已经不共戴天。最近，在很多个辗转反侧的夜晚，吴霜的脑海中都盘旋飞驰着一个可怕的念头：
她人生前二十八年的一路高歌，似乎都有袁良在身边保驾护航。如果没有袁良，她好像什么都做不成了。
吴霜不愿意承认这一点，但穆军那群混账确实一件事都没办成过。
正是在石彩屏和吴文雄陆续离世后，吴霜才意识到：原来“亲情”在袁良心中有这么重要的位置，重要到能让袁良发誓要和吴霜拼个鱼死网破。
现在一切都晚了，袁良正在向吴霜宣战。只要袁良还活在这个世界上，他就一定会让吴霜的每一天都备受煎熬。
所以，吴霜下定决心，她务必要赶在袁良走上绝路之前就行动。
然而，从7月底到9月初，吴霜最大的心腹之患就是袁良就像人间蒸发了似的。这种时候，只有警方才有能力找到袁良的行踪。
在吴霜的计划中，警方最好能帮她找袁良、但又不要帮太多。警方只是吴霜利用的一件工具，能提供给她想要的线索就行，比如袁良的住址、代步的工具、联络的方式等等。剩下的事，吴霜哪怕回头再撤销报案也行。
但是吴霜也知道，袁良一定也将“警方”视作对付吴霜的终极武器。因为吴霜有软肋，所以警方对她的威慑力足够大。同时，袁良不敢轻易利用警方来报复吴霜，因为袁良也一定会被波及。所以，这是一种同归于尽的办法，不到鱼死网破的那一天，袁良绝不敢贸然行动。
因此，吴霜才把目光锁定在了颜宁身上。
这个市场里的摊主很热情，执意不肯收颜宁的枣钱。
这位摊主早年开小作坊，因无照经营被取缔过。后来，是颜宁等民警向他普及行政审批和优惠政策，又帮助他进驻到农贸市场销售自产农副产品。后来，民警们在出勤途中还经常光顾他的生意。
此刻，颜宁提着一袋秋枣走出市场，而吴霜一直没肯挂电话。
“你今天找我到底是想问什么？”颜宁问道。
“其实，我想知道那个跟踪者的具体地址，我的孕期很快就五个月了，我想搬到离他很远的地方去。”
“这可不行，住址属于公民隐私，是公民受到法律保护的权利，就算是涉嫌犯罪并被刑事起诉的人也是如此。但是你的担心纯属多余，如果真的认定她侵害了你的人身权利，警方必然会在职权范围内保护你的安全。”
“太好了，看来是我多虑了。”吴霜突然话锋一转道：“不过，如果他拒不坦白他的跟踪行为呢？如果他背着警方继续实施违法侵害，那您会去调查对方住址吗？”
“为什么要调查对方住址？”
“寻找证据呀，比如偷窥或窃听设备之类的。”
“你说的是搜查吧？当我们需要收集犯罪证据时，会由侦查人员依法搜寻，那时候就不只是针对对方住址了，而是一切可能隐藏罪犯或犯罪证据的相关地点。”
说完，颜宁又补充道：“不过你目前的报案，不属于需要考虑搜寻情况的行列。”
“为什么？”吴霜问。
“因为没有立案。”颜宁说。
吴霜又追问道：“那什么情况下才能立案？”
颜宁解释道：“必须同时具备‘有犯罪事实’和‘需要追究刑事责任’这两个条件，前者是事实条件，后者是法律条件。而且，得是刑法规定构成犯罪的行为，如果是情节显著轻微、危害不大或不认为是犯罪的，就不应立案。”
“您觉得我的遭遇只是轻微情节吗？像我这种社会弱势群体，遭遇跟踪后会对精神状态和人身安全带来极其负面的影响，甚至...”
“抱歉，我必须纠正一下你，孕妇不属于社会弱势群体。你既是民事行为能力人，又是能够辨认自己行为的成年人。”
“那我这些负面影响难道是白白承受的？”
“那你就要拿出事实材料来证明。比如，你说会波及胎儿的发育，但这并不是对方预备犯罪的佐证，意思就是你无法证明对方会对你的孩子实施犯罪，那么司法机关很可能认为你在凭空捏造。”
“可是，如果我能提供证据，会有立案的可能性吗？”
“这就是我刚才说的第二个条件，你必须得确定要追究谁的刑事责任。行为人是谁？你还不清楚；行为人有什么犯罪事实？你还没看到；行为人要被追究哪种刑事责任？你的情况还不属于刑法范畴。在这种情况下，你怎么立案？”
电话那头的吴霜沉默了。
隔了很久之后，她缓缓开口道：“明白了，谢谢颜警官。”
“没事儿。”颜宁说。
颜宁挂断电话后，给申博文发送了一条信息：
“吴霜终于露出马脚了。”
凉风送爽，芦花摇曳。颜宁穿行在芦苇丛中，格外感受到了秋的寂寥。在成为警察以后，他就更见惯了人世间的悲欢离合。
这天上午，颜宁来到了陵园。
陵园一片寂静，要不是几只鸟儿偶尔飞过空中，这里只剩下活着的人对已逝亲人的思念了。
虽然今年北京夏天的暴雨刚过没两个月，但颜振农和胡丹阳的墓碑还是保持着整洁与庄严。
颜宁像往常那样小心翼翼地擦净了秋枣，并一颗颗装进了果盘中。
在颜宁小时候，他曾听颜振农讲起过北京八月的果摊，无论什么水果一律论“堆”卖。那个年代，前门大街的果摊能从五牌楼绵延到天桥的桥头，更不用提东单、西单和西四。如今中秋节的传统还在，但人们逢年过节的喜庆却早被岁月冲淡了不少。
颜宁单膝蹲在墓碑前，对着父母低诉道：
“爸妈，我预感最近有一起案子要掀起暴风雨，这个中秋节恐怕不能来看望你们了，勿牵挂。”
这算是颜宁二十年扫墓经历中最短暂的一次，他没过多停留，而是直接走向了王月娥所在的墓碑，那里才是他此行的目的地所在。
颜宁的眼前仿佛出现了随风飘扬的野草种子，它们逐渐落地生根、破土疯长，代替了那些不再前来祭拜的亲人。
颜宁穿过丛丛杂草，终于来到了墓碑前。
只见主碑上刻着“先母王月娥之墓”，落款处写着“孝子袁良叩立于二〇〇一年冬”，而底座上，还用醒目的字体留下了“亲情永存”。
颜宁蹲下了身子，发现无数草籽已钻进底座，在缝隙里面生根发芽。颜宁沉默着，一下下连根带泥地拔起墓碑周围的杂草，总算清理出一处可以落脚的地方。
像颜宁手中的这堆马唐草，属于北方常见的小野草，它们总会入侵到田边路旁等各类草本群落中野蛮生长。它们除了靠种子繁殖外，还能依靠地下根茎吸取养分存活，等待来年的新株破土。
周围全是多年生的野草，已经很多年没有人来清理过了。
这个时候，颜宁的电话响了。
来电人是乔斯语，她不久前刚联系上了兰州市城关分局刑侦大队。
乔斯语向颜宁汇报道：“王月娥的户籍早在她死亡后就注销了，她们家在兰州百货公司楼下的那套两室一厅也被她妹妹王月兰卖掉，但是王月兰已经远嫁到乌鲁木齐，她不愿意出面配合警方询问情况。”
“那王月娥一家三口的相册和胶卷呢？”
“不见了，王月兰说早就扔了。”
“那袁良在兰州读小学时的照片呢？”
“有几张，但不算是有效照片。你知道的，袁良在兰州没读到小学毕业，也就没有参与合影留念。我们只在校史馆发现了几张照片，但要么是全校孩子们升国旗的背影、要么是运动会时的百人大方阵。还有一张市教育局前来视察时的公开课照片，但镜头只对准了讲台上的优秀教师，袁良只有一个背影。”
颜宁默默地听完，说道：“再找，一定要找到袁良的正脸照片，这样才算在追究顶替人员刑事责任时的有效证据。”
“你不再逃避了？”乔斯语的语气很欣喜。
“嗯，既然世界观已经坍塌了，我总要把它重建起来。”颜宁说。
这时，不远处传来了一声问候。
颜宁转过身，发现那是2013年来墓园工作的管理员。他是个80后，比颜宁年长将近十岁，自大专毕业后就进入了殡葬行业。
颜宁急忙将特意预留出来的一袋枣递给他，并表达着由衷的谢意：
“我正想给你打电话呢，北京连下了四场雨，但墓碑还是那么整洁，多亏有你们的定期清理。”
管理员刚送完一群客人，他正口渴着，就收下了颜宁的枣。
“墓碑整洁是因为有你们常来看望，就好比只要房子里住着人就不容易沾灰一样，但如果是那种常年不来看望的家属...”
这时，管理员才留意到颜宁身旁的墓碑。
“王月娥？”管理员惊讶道。
“是的，她和我的母亲是旧交，她的儿子也陪着我一起长大。十八年前，为了方便扫墓，我的姑姑就立了王月娥的墓碑，这些事情，上任管理员胡伯都知道。”
“那真是用心良苦。只可惜，你跟你姑姑的苦心恐怕都被辜负喽。从我2013年来工作之后，王月娥的那个儿子一次都没有来过。”
颜宁和管理员告别之后，才意识到乔斯语的电话还没挂断。
“抱歉久等了，刚见到管理员就聊了几句。”颜宁解释道。
“听见了，你怎么跑到那里去了？”
“这是你给我的提议。果然如你所说，他至少有六年没来过了。”颜宁平静地说道。
刚才，管理员特意帮颜宁查询了记录。听说袁良在2008年高考结束后还来过一次，到了2009年又来过一次，并特意留下了一个联系方式，随后就再也没有露面过了。
到了2016年时，颜振凤曾给墓园缴纳的费用到了十五年期限。当时，这位管理员曾联系过袁良，询问他是否要续费。
袁良二话不说就续费了，只是却不肯当面来一趟。
在颜宁从郊区返回市里的路上，他一直和乔斯语聊着天。
乔斯语突然问道：“其实上回在华严寺就想问你，吴霜到底是个什么样子的女人？”
颜宁沉默了，他的耳畔似乎响起了阵阵旷野的风，而思绪也跟着回到了吴文雄自杀后的那个晚上。
8月7日，北京。
当吴文雄从铁塔上纵身一跃后，吴霜就被警方连夜带回了分局。
在当晚的讯问中，吴霜曾说道：“警察同志，我认为我不应该被扣押人身自由。请您们想，是我推吴文雄摔下去的吗？当时颜警官就在我的身边，他知道我离铁塔非常远；是我教唆吴文雄跳下去的吗？上百位警察为证，我连一个字的命令都没有提过。吴文雄是畏罪自杀，这是不争的事实。”
当时，苗灿灿曾厉声道：“但是你的话语包含着挑衅的含义，涉嫌直接导致了他坠亡的行为。”
“警察同志，我并不认同您的观点。他是畏罪自杀，也就是任何人的任何言语都可能会刺激到他的神经。我记得当晚，一些消防的同志已经布置了救援措施，当时吴文雄就有了坠亡的想法，不然那位姓安的警官也不会下令开枪，对吗？所以不能认定他的死亡是受到了我的言语刺激，这对我不公平。我既没有实施致他死亡的行为、我又没有说过与致他死亡有因果关系的言语，我认为我连过失致人死亡罪的嫌疑都不应该有。”
当时，颜宁听后的情绪有些激动：
“可是你今晚不是这么向我保证的！”
吴霜乖巧地笑道：“那我是怎么保证的呢？我不记得了，您有人证或物证能帮我回忆一下吗？”
早秋，车辆在高速公路上疾驰而过。
颜宁回忆到这里，向乔斯语缓缓介绍道：
“吴霜是一个很特殊的女人。她有着能博得同情的不幸遭遇和值得怜悯的童年经历，但你越是深入了解她，就越是能发现人性‘恶’的那一面。”
“对待这种人，很难用世俗的角度去批判她的行为。”
“是这样的。当你面对她时，一旦把话说重了，就好像站在道德制高点上忽视世间的苦难；但是你确实又不能用苦难来解释她的行为，因为她的行为是不道德的，这就迫使着你只能站上道德制高点。”
颜宁认为，吴霜既想要道德、却又无视道德，这就是她身上最拧巴的所在。
接着，颜宁又说道：“但是，她走的每一步又总会让你感叹。她把体面当作目的、把无耻当作手段，她从不避讳她的恶、也从不标榜她的善。”
“我明白了，她之所以想要道德，只是因为道德是体面的而已。”
颜宁和乔斯语聊到这里，他突然回想起了时任银川市局刑侦支队副支队长的史跃平。
像史跃平这种老刑警，一直有着坚持做刑侦笔记的习惯。在他牺牲之后，颜宁曾看到过这些笔记，并发现了史跃平对吴霜的一段评价。
这段评价发生的时间应该是2005年初冬，史跃平曾特意在吴霜的学校门口等她放学。当时，这个改名换姓了的女孩已被富裕家庭养育得谦和有礼、温文尔雅，但史跃平总觉得她骨子里有种始终未变的东西，那是来自她的原生家庭背景。
牺牲前的史跃平曾忍着复发的腰伤疼痛，在笔记中写道：
“无论用多少节钢琴私教课或者外语课的滋养，都抹不去她言谈举止间紧绷着的一根弦。那些从小真正在‘关爱’里富养成长起来的孩子，举手投足间都会散发出从容的状态，那是他们精神状态的‘富裕’，所以会有安全感。这是吴霜和他们最大的不同，或许也会成为今后同仁们攻克她精神防线的关键线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