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28章 钱从哪儿来：必须得发展交通
餐桌是真安静了，只有食堂服务员往桌上送热菜的声响。
摸着良心说，这一桌不算奢华，什么鲍鱼龙虾生猛海鲜，什么熊掌燕窝鱼翅，就没那回事儿。甚至连海参，都不见踪影。
上的都是鸡鸭鱼肉这些常见的食材，就是做的比较精致，比如说猪肚鸡、八宝鸭、四喜丸子、孔雀鱼，摆出来，要卖相有卖相，要香气有香气。
再搭配着开水白菜、堆成宝塔形状的荠菜拌香干和清炒豌豆尖以及醋泡小萝卜，实在是，呃，没文化的人只能夸一句，有荤有素。
王潇看到端上桌的红烧甲鱼就双眼放光，她在莫斯科还真没吃过这个。
方书记还在沉吟：“给农民放贷款？可以考虑。”
其实农村信用社是有面向农民的贷款的。
比如农民想搞养殖，就可以去申请贷款。
至于说房贷，眼下国内虽然没有，但方书记知道，这在国际上是一种非常普遍的贷款方式。可以说，没有房贷的话，世界上很多国家的人都不可能拥有自己的住房。
农民从信用社贷款盖房子，其实是好事。
对乡镇企业来说，也是好事。
他们贷款了，意味着需要稳定的工作，这样才能按时还款。
那么人员流失，频繁跳槽的现象也会相信减少。有助于乡镇企业维持人员队伍稳定，确保有足够的人手接订单。
至于说，信用社能不能放房贷的问题，嗐，农村信用社的经营模式比银行更灵活。
有些事情，账面上是一回事，实际操作又是另一回事。
农民说我要贷款搞养殖，我定期还钱，那信用社也不会盯着去管你到底有没有办这个养殖场。
省领导如此肯定，搞得在场的国营厂和集体企业的老总都忍不住酸溜溜。
“哎哟，还是农村好，看看，家家户户都有宅基地，想盖楼房就盖楼房，多舒坦。现在，城里是真比不上农村咯。”
王潇特烦这种说法，眼下农转非还要花大价钱呢，农业户口甚至都不允许考公务员，根本当不了国家干部，好值得羡慕哦。
她脸上笑容不变：“厂里都可以搞嘛，集资盖房，盖一套房，总比农村盖单门独院的小楼成本低。单位掏点儿，个人出点儿，盖新房多好。”
方书记也表态：“国家是鼓励各家单位盖集资房的。住的舒服，大家工作的积极性也能提高。”
老总们跟着打哈哈，不太乐意接这个话头。
说是集资，但还是单位掏大头啊，哪儿来的这么多钱。
方书记心知肚明，并不勉强企业家们。
王潇却认真道：“其实真要集资建房，并不是建不起来。哪怕全让职工掏钱，大家也未必不同意。”
省服装公司的老总摆手：“哎哟，我们这个职工跟你们的不一样。我这么讲吧，我们的职工，我们得管他们叫祖宗！”
餐桌上笑成一片。
王潇也笑：“别，少糊弄我，我也是钢铁厂子弟。真的，你们要真集资，以成本价给职工盖房子，愿意掏钱的职工不会少的。哎，诸位领导，先听我说完，我是大厂子弟，约莫能理解大家不同意的原因。”
她手指头轻轻点了下桌子，“就四个字，不想吃亏。参与全额集资分房的人，担心后面再有福利分房，自己就被剔除名单外了。只要杜绝这一点，单位跟职工签协议书，保证以后再有福利分房，这套集资房不影响他（她）再次享受分房政策。职工没了后顾之忧，自然就敢参与集资分房了。”
她强调道，“不能每次都是会哭的孩子有糖吃。”
她真的非常讨厌那种欺负老实人的分配方式。
如果遵守规则的人总是吃亏，那只能代表这个规则就是一坨shit，而制定规则的人无比虚弱。
老总们多半摇头。
啊哟，公家单位的事情复杂着呢。
王潇笑了笑：“这有什么复杂的呢？觉得农民有宅基地能自己盖房住楼房，单位也提供地了啊。要这样，还是住不上房，以后职工再抱怨的时候，你们也有话回了不是。”
有老总认真地分析：“这个跟农民自家盖楼房还真不一样。要是控制盖楼的成本，让厂里职工能集的出资金来，那地段肯定不行。农村盖房子，自家的宅基地，盖在村里面，怎么样都方便。我们这个集资房要是地段太偏的话，职工住过去各方面都不方便。别的不说，上班怎么上？平常生活也是大麻烦。”
王潇乐了：“人多了，配套设施就起来了啊。一个单位人少，光今天在场就这么多单位呢。你们联合起来，再盖一个大型的工人社区。我今天就敢在这儿保证，房子落成的当天，我就把生活超市开到你们小区去。保证大家日常生活想买什么，都能在超市买到。”
方书记立刻接口：“我看这个好啊，回头跟市里协调一下，看看哪边的地批给你们合适。”
饭桌上的老总们，还真有人认真地思考起这个问题了。
人多，确实能够争取到更多的资源。
别的不说，这么多人，这么多单位呢，安排公交路线也好协调。省得还要单位专门安排大巴车接人。
如果趁着这个机会解决了集资房的交通和生活配套设施问题，那当真算搭了顺风车了。
下回，换成他们单位自己单打独斗，规划可没这么好做。政府不可能为了一家单位，就专门再重新规划一回。
王潇见状，笑容满面：“我就等着把超市开进新社区了啊。”
餐桌上的气氛热烈了些，大家说到房子说交通，然后集中的话题就是现在路太窄，路上车子多了，尤其是碰上高峰期，堵起来是实在要人命。
说着说着，有人想起来问：“哎，书记啊，我听讲我们金宁要建地铁了，是吧？什么时候动啊？乖乖，地铁要是开起来，还是很快很方便的。我在上海坐了地铁，感觉很不错，比公交车快，也舒服。”
王潇的耳朵立刻竖起来了。
地铁。
可惜方书记摇头：“哎哟，这个我还真关注过。前期是推进的很顺利，但是现在基建项目都停下来了，地铁也是，批不下来。”
众人都露出了遗憾的神色。有地铁，感觉不一样啊，是大城市了。
在场还有人去过莫斯科，对莫斯科的地铁念念不忘呢。
一顿饭，又是说话又是吃菜，再加上喝——椰子汁，方书记说大家可以随意喝酒，但是今晚餐桌上的男士集体表示喝椰子汁就好。
还有人开玩笑：“书记你说我们是自家人嘛，自家人不用喝酒的。”
呵，看，餐桌上喝什么，取决于掌事人爱什么。
说说吃吃喝喝，前后差不多一个多小时，这顿晚饭才算结束。
王潇吃了她爱的红烧甲鱼，又炫了无骨鸭掌，外加干了一碗鸡汤，真是肚子饱饱。
放下筷子，大家也没走，三三两两聚在一起说话。
为什么做生意的挤破头，都要想拿一张高端聚会场所的入门券？还不是因为进了这个圈子，你做生意的门路都要比旁人多。
当然，这回老总们的素质也高得吓人，谁也没有饭后一支烟，快活似神仙。
哪怕烟瘾犯了实在憋不住的人，都相当自觉地出去抽烟了。
所以屋子里头人多归人多，倒没有乌烟瘴气。
方书记招呼王潇：“来，王总，咱们一块儿说说话。跟你们这些聪明敏锐的年轻人多交流，我都觉得我脑袋瓜子能更活些呢。”
王潇笑呵呵地走过去，坐到了她身旁，笑意满满地接话：“能多听领导的教诲，才是我们这些小字辈的幸运呢。”
“我能有什么教诲。”方书记笑着示意她，“你说说看，你年轻人，目光敏锐，又出去半年多了，再回来，多少要有点想法吧。”
沙发这一角，不用担心会有任何人冒冒失失地过来打扰。
倘若连这点眼力劲都没有，吃这顿晚餐的人，也坐不到今天的位置。
王潇顺着话头往下接：“您刚才说到地铁的事儿，我还真有点想法。现在国家控制投资过热，把基建项目给停了。但我个人认为啊，国家能停，咱们江东省不能停。恰恰是其他人都不动的时候，我们得赶紧动，提前把基建做好了，后面我们才有竞争优势。”
“制造业嘛，要发展，交通是关键。我们江东是因为靠江，然后直达海，天然具备优势。但是道路建设跟不上的话，那优势会减弱。”
“我去年过年的时候，去萧州那边办事。江北省那边就有村庄自己集资修路，这样车子能开过去，他们村才能接到订单干活。”
“所以他们修路的积极性很高，自动出工。”
她这么说，是因为到目前为止，修路以及加固圩埂这些活，在农村地区是可以作为任务摊派下去的，政府不用给工钱，只需管饭就行。
“现在国家说要城镇化。我理解的城镇化有两种方式，一种是大城市化，虹吸效应导致周边小城市以及农村迅速空心化。表面上来看，这样确实能够集中力量办大事。但是，大城市病也非常严重，导致的社会问题非常多。另一种就是农村城镇化，农村配套设施跟上了，交通便利，医疗、教育都不比城里差多少。”
“第二种呢，我之前在罗马尼亚看到过。他们政体改革之前，小城镇的建设真的做的非常出色，很漂亮，配套也很齐全。但是因为他们这几年工业萎缩的比较厉害，人口被迫外流出去找工作，所以目前小城镇以及农村的确衰落得也比较厉害。”
“所以，我在想啊，支撑小城镇能走下去的关键，还是工业。当地有厂，工厂能接到单，才能留住人。”
“而人，永远是发展的关键。”
“我们江东省其实是有这方面优势的。因为我们的乡镇企业发展好，可以区域集中化发展。”
她提的概念是往后几十年非常有名的电商村，最早叫淘宝村。
这些村镇，一处就能近乎于垄断整个行业。
比如一说马面裙，立刻对应上曹县。
再比如说一提雪地靴，那就是毁誉参半的桑坡村。
这些其实都可以提前布局的。
你的产业链结构完整了，成规模了，订单自然就会主动找上门。
哪怕现在没有电商平台，也不影响在业内做成招牌，卖到全世界。
王潇说着自己的想法：“要做到这一步，让大家能在家门口获得工作，必须要有政策扶持。最起码的，路啊桥啊，得修好了。”
她怕说服力不够，又接着上强度，“咱们这边的制造业想保持优势，就必须得把交通的优势发挥到最大。”
“因为我们现在相对于发达国家和地区而言，人工费低，这也是我们最大的竞争优势。”
“可是我们的人工费，相对于中西部地区来说，又是贵的。我们这边乡镇企业的工资，都可以是两倍往上翻。”
“劳动密集型的制造业，人工费是开销的大头。如果没有交通便利这个绝对优势，来削减运输成本。那么资本肯定愿意往人工费更低的地方去。”
“这些地方招商引资的压力更大，地方政府也能够拿出更优惠的政策，来吸引投资。”
“在这种情况下，我们这里想要留住资本，那就只能软硬兼施。”
“软就是政府的服务到位，政商关系融洽，政府可以让企业免除后顾之忧，政府做好政策支持政策解读。企业不用担心，来了这里就成了唐僧肉，谁都想咬下一口。”
“硬就是硬件设施，这个硬件设施最基础的，自然也是交通。”
方书记无奈摇头：“你说的这些，其实省里也想。但问题在于，财政这一块，是大难题。别的不说，金宁的地铁方案为什么停了？财政政策一变啊，筹措资金就非常麻烦。”
伊万诺夫的耳朵竖得高高的。
外人感觉不到，可他和王在这方面特别有默契。
刚才饭桌上的人谈到地铁的时候，王显然是上心了。
“说到这个筹措建地铁的资金，我还真有点小想法。政府其实是可以发行债券，来筹措公共建设投资资金的。”
王潇笑着解释，“现在不少人手上是有些闲钱的，摆着不动，大家怕物价上涨，钱会贬值。实不相瞒，去年过完年的时候，我们钢铁厂就有好多职工找到我，要求我发行股票，他们买我的股票。我说我做不了这个事儿，让他们存银行。他们说银行利息低，希望能比银行利息再高点儿就行。”
方书记在旁边认真地听着，没发表任何意见。
其实她非常怀疑，钢铁厂的职工之所以拒绝在银行存钱，并不是单纯的嫌弃银行利息低，而是因为挤兑危机。
去年春天，由于全社会投资过热，加上企业不规范的集资等原因，银行吸储困难，导致支付危机，造成的储户的恐慌，使得大家不敢去银行存钱了，生怕到时候拿不出钱来。
这事儿，王潇自然清楚，只是不适合这个时候拿出来说明。
因为在她看来，去年银行的支付危机，大头责任其实在政府，银行不过是背了锅而已。
银行之所以会出现支付危机，是因为清理三角债呀。
这事儿占据了银行大量资金和人手不说，银行还被迫为了维稳需求，给一堆其实已经毫无市场竞争力可言，理应直接淘汰企业注入资金，造成大量坏账。
银行又不是造币厂，自己钱哗哗往外淌，收不回头，又哪儿来的钱兑付给储户呢？
但银行的危机，未尝不是地方政府的机会。
王潇一本正经道：“我想啊，与其让大家手里拿着钱不晓得该怎么投资，结果被非法集资给骗了，不如政府来出这个面，帮大家建一条投资通道。”
方书记皱眉毛，遗憾摇头：“现在发行不了咯。前两年，政策是允许地方政府发行地方债券来筹措资金，修桥修路的。但是去年，国·务院怕地方政府兑现不了，已经不允许这种行为了。”
这个，王潇得承认，她之前是真不知道。
对金融关注不足的麻烦在此刻尽显无疑。
所以，现在她的遗憾是真情实感：“哎哟，我还以为我有点小聪明呢，我还指望趁机拉个订单呢。”
方书记笑道：“你是大智慧，不是小聪明。你要拉什么订单？你不会打算让钢铁厂组织的建筑队，把地铁也给挖了吧。”
王潇咯咯笑：“那我还得从莫斯科打包人过来。挖地铁，他们有经验。我挖不了，我原本是想卖铁轨的。”
“卖铁轨？”方书记惊讶地挑高了眉毛，“你什么时候又做这业务了？”
王潇摇头笑：“嗐，谈不上。是那个俄罗斯的企业不是在私有化嘛，伊万诺夫在拿那个库兹涅茨克钢铁厂。它家专门做铁轨的，质量好，而且价钱也便宜。”
方书记这才点头：“哦，这样啊。”
她没说“人家厂拍卖了吗，怎么就伊万诺夫拿了？”这种矫情话。作为省里的一把手，她也不可能走这种茶里茶气的傻白甜路线。
她只感叹：“库钢的铁轨确实可以，五十年代修铁路的时候没少用，到现在还好好的。还是你们年少有为，这么大的老牌企业，说拿下就拿下了。”
作为江东省的一把手，她自然对本省贸易的重要合作伙伴俄罗斯的情况，了解颇深。
她甚至知道库兹涅茨克钢铁厂的位置，和大致的产能情况。
王潇叹气：“哎哟，光鲜都是表面的。全厂三万多号职工，别的不说，一个月起码得开三百万美金的工资，压力大的很。”
“我原本想的是，要是能建地铁的话，我这合资企业进口钢材，能减免税收，价格自然便宜。我又是做批发零售的，库钢那边可以用以货易货的方式来拿铁轨，我又能压缩一部分成本。这样我给的价比国内供应便宜不少，我也能自己赚点。”
她摇头，惋惜极了，“我还想问，咱们江东发行债券后，能不能让外国人也买呢？我也不知道这方面的政策。”
她解释道，“俄罗斯的银行靠不住，独联体国家以及罗马尼亚和匈牙利这些国家，也存在货币贬值比较严重的问题。所以他们同样在寻找更稳妥的投资机会。”
方书记来了兴趣：“说到这个，我有点疑惑，为什么俄罗斯的银行老倒闭呢？人家资本主义国家好像也没这样。他们都是干一笔捞一笔的骗子吗？”
“也不是。”王潇摇头，“大部分银行一开始还是想好好经营的。但是俄罗斯工业衰退很严重，靠给企业贷款来收利息，很难行得通。俄罗斯的银行基本靠自己活着贷款给人做卢布-美元倒卖来挣钱。但想挣到钱，必须得压得准汇率。这就像赌博一样。”
她举了个例子，“比如说去年7月份，俄罗斯政府突然间废除旧卢布流通，两天的时间，汇率就从1：1000跌到了1：2000。然后总统又宣布，延长兑换期，卢布重新回到原本的汇率。就这几天的功夫，俄罗斯倒了一批银行，又有一群人暴富。”
方书记叹息：“这样真不是个事啊，钱不去它该去的地方，会出乱子的。”
王潇跟着长吁短叹：“可不是嘛，都说钱跟人一样，永远会往不缺的地方跑。房地产现在被压住了，热钱下一步该涌入证券市场了，要不就是非法集·资。钱放在手上怕贬值，大家都心慌。”
方书记沉吟片刻：“去年6月份，确实发行了面向外国人的债券，不过是财政部主导的。4月份起，就不让地方政府做债券了。”
王潇笑得眼睛都弯了：“该不会是之前有地方政府也去海南炒房地产，发行债券筹钱吧？”
这话听着荒谬，但在经济狂热的情况下，并非不可能的事。
一个县一个市筹钱去海南炒地皮，这钱怎么筹出来的？强行摊派的，发债券的，都有。
方书记只摇头，心中思量的还是发债券的事。
中央政策急刹车，她自己就是从上面下来的干部，自然明白其中的苦衷。
但她也得说，一个地方有一个地方的情况，像江东这样制造业发达，以制造业为地方财政支撑的地区，发行债券搞基建，完全可以，而且在眼下相当必要。
可政策就是政策，合适，你得执行；不合适，你也得执行。
这是最基本的规章制度。
她都有点犯难了，要怎么在政策允许的情况下发行债券筹钱呢？
地铁是肯定要建的，基建也是必须得搞的，不然太影响发展了。
王潇看她沉吟，并不打扰。
伊万诺夫端了银耳雪梨汤过来给王潇，小心翼翼地靠近，轻声问：“你们在说什么？”
“我推销铁轨呢。”王潇小声解释，“可是现在政策不允许地方政府发行债券，所以这事悬。”
伊万诺夫奇怪地看她，怀疑自己听错了：“王，为什么是地方政府发行债券？不应该是企业做这个事吗？”
王潇愣了下，福至心灵。
对啊！
她局限性思维了。
众所周知，华夏在建国后极长的一段时间，是政企不分家。
地方政府不能发行债券，但是地方融资平台公司可以啊。
理论角度上，公司和政府是两家。但公司背后站的是政府，其实是政府在为公司背书。
王潇朝伊万诺夫竖了下拇指：“你等着，我们的订单还可以再努力努力。”
伊万诺夫看着又推回自己手里的银耳雪梨汤，想了想，自己喝掉了。
他觉得王估计得要再好好说一阵。
作者有话说：
除夕了，大家多吃点好的啊！O(∩_∩)O
文中国内金融市场的背景介绍。资料来源于网络。
1993年4月11日，国·务·院发布《关于坚决制止乱集资和加强债券发行管理的通知》（国发〔1993〕24号）除为中国人民银行保留短期融资券管理权外，试图将中国人民银行在债券管理方面的权力转由国·务·院证券委员会统一行使。《通知》要求，加强债券发行管理，严格控制各项债券的年度发行规模。国家下达的债券发行计划指标为年度债券发行的最高限额，各地区和有关部门必须严格执行，未经国家计委和国务院证券委同意，不得擅自突破规模，也不得随意调整计划内的各项指标。今后，企业内部债券合并到地方企业债券中进行统一管理，不再单设券种，并按实际发行额控制在年度计划指标内。企业短期融资券暂不纳入国内证券发行计划，其发行规模和管理办法，仍按人民银行的有关规定执行，期限严格按三、六、九个月掌握，所筹资金只能用于弥补企业临时性、季节性流动资金不足，不得用于企业的长期周转和固定资产投资。凡期限超过九个月的企业短期融资券，一律纳入地方企业债券发行计划。
上述思路反映在了当年制定的《公司法》中。1993年12月29日第八届全国人大常务委员会第五次会议通过的《公司法》第一百六十四条规定，国务院证券管理部门审批公司债券的发行。
但是，这一规定未得到执行。
在我国证券市场萌芽时期，中国人民银行一直是主管机关，国务院证券委及中国证监会的成立只是使股票发行管理权独立出来。1993年的《公司法》过于理想化，想通过一个法律条文改变既存的权力格局，行不通。国务院证券委成立的初衷是统管“全国证券市场”，但国务院证券委自始至终没有完成这项工作。[7]
1993年8月2日，国务院发布《企业债券管理条例》，废止《企业债券管理暂行条例》，规定中央企业发行企业债券，由中国人民银行会同国家计划委员会审批；地方企业发行企业债券，由中国人民银行省、自治区、直辖市、计划单列市分行会同同级计划主管部门审批，[8]但金融债券与外币债券除外。[9]中国人民银行又和省级计划主管部门分享了企业债券的审批权。
1994年以后，机构以代保管单的形式超发和卖空国库券的现象相当普遍，市场风险巨大。同年，证券交易所开辟了国债期货交易。1995年，以武汉证券交易中心等为代表的区域性国债回购市场因虚假的国债抵押泛滥而被关闭。同年5月，国债期货“3·27”事件爆发，国债期货市场关闭。1995年8月，国家停止一切场外债券市场，证券交易所变成了中国惟一合法的债券市场。1996年，记账式国债开始在上海、深圳证券交易所大量发行。随着债券回购交易的展开，初步形成了交易所债券二级市场。
三角债的问题，80年代就出现了，小说里也提过。一般常规认为三角债是企业与企业以及银行之间的债务，但要细究的话，会发现，其中欠债的大头是地方政府。8090年代白条满天飞是常态，甚至出现倒卖白条现象。但是更多的政府欠债甚至连白条都没有，仅仅是口头协议而已。
1986年全国企业间相互拖欠为200亿元，1987年暴涨至600亿元，1988年达到1000亿元，1989年达到2000亿元。这个增速已经近乎于癫狂，不仅远远超越经济本身的增速，更超越了中国社会对制度成本和经济成本的综合承载能力，说难听点，也就是中国盘子大，撑得住，要放一般国家，这种高速增长且极度混乱的债务结构足以摧毁整个社会。到了1990年，三角债的规模已经膨胀到了一个不堪入目的天文数字，具体情况恶劣到了无法忽视的地步，有关部门也是在这一年开始真正重视并着手处理三角债问题。但是效果一言难尽。
清理第一年1990年初，统计的三角债规模还只有2000亿，但是等到了1991年5月末，全国三角债就暴涨到了3000亿，一年多的时间债务规模不减反增，直接膨胀了一半，比过去数年的总额还多，例如辽宁省，1990年初三角债为210亿，清理了145亿，等到了1991年5月初，债务反增加至253亿，江西省的三角债甚至出现了清理后比清理前增加了一倍的盛况。
1991年第二年清理时，为了解决这个问题曾经实施过一种叫“封闭式连环清理”的清理手法，即完成清理前禁止开工新项目，禁止新增欠款，同时注资以财政进行担保。但由于三角债问题属于宏观经济层面的问题，这种技术层面的封闭解决不了宏观层面的流动，所以未能止住债务规模进一步膨胀的势头。
到了1992年最后一次实施清理时，执行部门对于清理三角债事实上已经彻底绝望，三角债继续无休止的膨胀，清理工作事实上已无意义，因此仅仅要求占用货款的企业通过压缩库存产品规模以减少货款占用规模，同时对那些产品无销路却还在继续生产，制造积压的企业断奶停供，不再注入资金，另外就是对前两次清理工作进行了一部分善后，仅此而已。
三年清理之后，债务规模越来越大，注入资金连新增债务都无法覆盖，更遑论解决三角债问题，各种清理手段解决掉的债务只是杯水车薪，等到了1997年6月末，仅仅属于企业的三角债形式的应收未收款项已经增长到了超过10000亿元，仅仅国有和国有控股工业企业被占用和产品积压的拖欠货款就超过5789亿元，且大部分债务的账龄超过了三年，成为真正意义上的陈年老账，这还仅仅只是企业层面的三角债，各种政府层面的三角债务、连环拖欠、白条的规模早已经扩大到无法计算的地步。
为了完成清理三角债的任务而由银行承担的贷款和注资占用了大量银行的流动资金，导致当时全国银行系统的资金链出现了重大缺口，同时银行参与到三角债清理工作中，也导致银行深深卷入到各种艰深复杂的债务链条以及由此衍生出的复杂账目作业中，它占用了大量银行的工作人手和业务资源，导致了银行无法拨出足够人手去运转常规业务，日常工作举步维艰。
这种劳动力和资金的双重缺口，间接导致了1993年中国银行系统支付危机的全面爆发。
特别是当时为了维·稳需要，银行系统奉命为一些生产结构落后，老化严重，积压巨大的企业提供贷款和注资，这些资金进入这些已经事实死亡的企业后形成了呆账坏账，这些呆账坏账导致的资金缺口引发的混乱直接在1993年引爆了全国银行系统，造成了1993年银行支付危机。
1993年末，全国银行系统总计26461亿元的贷款存量中，有整整5280亿元处于有账无钱的坏账状态，这个规模甚至超过了同期银行自有资金的规模，各银行一度无钱可付，引发挤兑，状况极其惨烈。
此外，农民考公是1995年从吉林先开始的。
据不完全统计，仅自1996年以来，我国共有17188位农民（含转制）从公开选拔考试中脱颖而出，走进地方国家机关的大门，成为国家公务员。
“这表明我国录用行政机关干部的传统人事制度已发生根本性变化，分配、派遣、调动等沿用数十年的进人方式，已被面向社会公开招考、择优录用的新型公务员录用制度所取代。”人事部有关负责人充分肯定了这一变化。报考农民均有大专以上学历
山东省进行的2002年度国家公务员招考计划录用省、市、县三级党政机关4824名国家公务员和机关工作者。此前限定只能由“非农业户口”人员报考的县级机关第一次将范围扩大到“农业户口”人员，其他条件是：“年龄在35周岁以下、具有大专毕业以上学历。”据介绍，这次报考县级国家公务员的青年农民中，有务农的农民、乡村企业的职工、个体工商业主、进城打工青年等，他们均通过自学考试、成人教育等渠道取得了大专以上学历。
真的，阿金一直说国家在越来越好，是真心话。比起从前，现在真的好很多。